话说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欧文学走到了死胡同，而艺术的第七个儿子——电影诞生却不到百年，为了不至于使其早夭，电影导演变身哲学人，纷纷走到了文化最前沿，于是电影导演的地位大大提升，而在从前，人们关心编剧甚至过于导演、制片人。从那以后，编剧的地位就大幅度下降，也许真的只有导演才知道背后说故事的人的重要性，以至于不少电影导演自编自导。从前文学改编的经典现在不时髦了，像Graham Greene（格雷厄姆·格林）为编剧拍成的电影《第三个人》、《堕落的偶像》，或者是费里尼根据公元一世纪罗马人阿尔比特罗的同名小说与人合伙改编成的电影《萨蒂里孔》等等。
很多人包括一些电影研究者和文化学者都说，最近三十年，

文学从电影中偷技巧，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在现代人眼中，电影这个新生宠儿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
电影作为一种新生艺术，无疑具有其强大的可观性，其本身强烈的直面性与刺激娱乐效果带来了视觉上史无前例的震撼。今天，你不得不承认，电影的确很富有征服力量与发展潜力。我这里想说的是，如今电影文化崛起诞生出不少文学的变种，尤其是小说文学。

从前，号称是哲学电影人的伯格曼将他的电影聚焦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还有安东尼奥尼、费里尼以及让人既爱又恨的库布里克等等，事实说明这无非就是（后）现代主义精神所关心的一切在艺术的第七个儿子身上表达出来的人文关怀。当然，这是肯定的，然而非议开始的时候，人们根本就还没有商业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今天以文艺片为招牌，大肆横行的光影机器。那些在批量生产，但照旧不愁市场的电影，是电影艺术其本身就具有的文化基因的佐证，至少娱乐并不犯罪。

但是就是有一些人喜欢这拿一点，那踩一脚，方便未来他的存在痕迹比别人多——于是很多导演也就试图模糊商业与艺术的界限。最近《无耻混蛋》很受欢迎，如果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无疑会是地下产物，但如今看来不仅不难懂，而且还很好玩。昆丁的把戏就不说了，一如国内八十年代所谓先锋小说般的无理与挥洒自如，但背后真正的东西真的如后……现代主义一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非是一个畸形儿罢了。解构历史为的是好玩，正如戴小戴同志说的差不多：后面的儿子给前面老子一个狠狠的巴掌。虽然不妨碍人成为文化偶像，但绝不至于变成长久的感情。

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华语世界（包括港澳台）的电影，比如李安的电影，有些人很喜欢他的家庭三部曲，但对他在好莱坞的电影却不感冒；又或者很多人喜欢陈果的《香港制造》、《榴莲飘飘》等，而对千禧年后的诸如《人民公厕》很不高兴。但绝对不能说他落伍或者退步了，如果你怀旧，就只能说他与国际主流文化接轨了，或者在小众的圈子里，他是普遍文化关注的情绪。至于他是不是好事或者未来是不是有前途，那是另当别论了。

戈达尔说，“放下摄影机，拿起枪。”宣的就是电影和文学一样，里面装得下一切所有人学的东西，包括政治。电影走过百余年，就像现代人走过百余年一样。电影还没来得及被移植文史哲等基因的时候，就已经生发了属于自己的灵魂，这生逢时节的伟大，就是人的历史“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