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子继续在平整笔直的钱塘江路滚动着。太阳讪讪地俯得老高老高，风轻轻地挪淡蓝色，云柔柔地变作几团或化成几条白丝带，还有蓝与白形成的蔚蓝，挂在高大而笔直的水杉肩上……我想起这个时候电影里会有主角释然的模样，他们忍不住笑起来，就像一个迷人的中年人遇见人生中第一个被他不由自主认作的老友，舒心、坦然。等北半球的冬半年慢慢过去，很多人自觉不再拧着脸对生活充满偏见。某一刻自觉美丽的人们都想，这辈子生命中的每一个过路人都要做一次微笑的会面，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牵魂索命的地方，每个人都会懂得自己这辈子筑梦的旅程。

乔治·桑说：“如果命定我为义务而生，上帝应除去我脑中对诗和艺术的热爱，以及向往自由的本能，以免使我尽义务如苦刑。如果我命定为艺术与自由而生，他应除去我心中的怜悯、友谊、关怀和不忍伤人之心，以免我总是因此而功败垂成，前途受阻。”但偶尔还是会有人掠过这种挣扎的缘分，变作勇敢的狮子，甩掉浑身黏糊糊的诗情画意，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我再也不敢不相信生命的分量是可以被掂量的，而那些被上帝掂量的玩意就是我们生命中实实在在的痛苦、快乐。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我无比坚定地确信，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会长伴我的一生。

二十多岁之后，如果还有儿时的玩伴会在你生命中不期然地出现，那就不管曾经是不是多么要好，都会奇怪到拍肩微笑甚至拥抱，这毕竟是值得感激和谢恩的，而我大学临近毕业的某天在表哥婚礼上见到阿琪时，说了句“肏你妈的，是你啊！”。后来一次下班路过阿琪开的礼品店，进去和他寒暄了几句。顺其自然地聊起了小时候在孝思桥的事情——作为唯一的共同话题，在我们村拆迁后的为数不多的见面中都要被翻炒出来。除了开心地扯喂呆子吃草的坏事，还会说一两件彼此毕生难忘的小事。

比如很小时候看到五步蛇的事儿。那是在村里的一条沟渠边上的田埂上，我们从阿飞外婆家的院子里出来抄近路跑向村里的操场。西面一望无垠的水稻田上站满了新鲜的草垛，变作我眼中金黄的突兀的馒头。“饿了。去拗两根甘蔗来。”我说。他拉了我一把，我也不知道怎的就站住了，回头看他那大大的头——他头居然半回着侧背着我，头发上还粘了不少细碎的泥巴，我一看就晓得是他刚才打弹子进洞后，一直恨恨地挠头抹上去的。他一只手朝后面伸着，奇怪的是那手像被电到了一样，整个身子也僵硬在我眼前。我眼睛一歪，拍了他一脑勺说：“我给你掸掸头，有脏东西。”“别动别动！”我弯过身去看他的脸，但却先看见了他背后那只手伸出去方向的——一条蛇。红色的。有黑条纹。蛇的头朝着我们。它盘在没有多少水的泥沟里。“五步蛇啊！”我叫了一声。“这下惨了，我们不能动了。”

“娘西撇！”他欲哭无泪地骂了句，“这边人也没，早晓得走大路了。”

“拿波！你拉我的！”我身体上流过一种骂不出来的劲，然后它消失不见。因为没有非常害怕，我小心得背对阿琪，然后扒开脚挪出一大步，因为不是很稳差点整个人朝沟里去了。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是轻松的，我也没想晚点回不了家吃不到饭，被村里人抱着摊到我妈面前说，太皮了运道坏，死在了沟里。

我想当时我们脑子里只有一种现实：我们都看见这个要命的东西了。我们不能动，千万不能走掉，不出五步就会死掉。这就是人家每天在说的五步蛇！“呃，我发觉嘴巴变得石苦烂苦。”

我一说完，就后悔了。因为看到大阿山手拿着两根电线棒，背着麻鱼器朝这儿走来。“阿山阿山！这有五步蛇，快来麻快来麻快来麻……”他真的急得要死了。我至今还记得阿山走几步朝沟里放下电线棒，一边麻一边看我们。等他不远不近地看见这条五步蛇的时候，他箭似地射到我们眼前，把一手的电线棒搁在胳膊下，虎口扣着下巴，粗大的关节来回不停地磨着他的络腮。

“你们俩立得贼牢贼牢算做啥？”

“五步蛇啊！”

“抓来了。”

“阿拉可以去了？”

“去好了嘛。还立了贼牢做什么？”他最后几个字说得很撇脚，因为用的是普通话。

于是，阿琪和我从成长的漆黑墨烂的噩梦中飞奔了出来。好像阿琪丢下一句“我今天真倒霉”就跑回家了。那天站在田埂上，我们被时间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后站住了，这中间满满的虚浮、无知、有所畏惧和肃然起敬，然后整个儿变成一件被时间劫持的令人刻骨铭心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