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Hawke/专栏

关于:

我是八月之夜蹲在潮湿草地上的蟾蜍, 抬头看着奥茨国的圣艾尔摩之火。

 

我不知道现在每年有多少犹太人会去耶路撒冷的哭墙祈祷、哭诉,不管是缅怀过去千年的风雨历史,还是重审遭遇600百万大屠杀之后的精神家园,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给予犹太民族的是太过沉重的记忆。犹太人对自己的过往,现在更多是沉默,而他们面对自己的无根性漂泊,不管在哪个角落,都有一种令他们自己尴尬不已的身份。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采访编录的《行话》,记载了作者与米兰·昆德拉、艾萨克·辛格、伊凡·克里玛、阿佩尔菲尔德等众多犹太作家们的对话,通过探讨犹太作家们在经历了历史性大屠杀之后的创作态度、手法与主题等,不断揭示出犹太身份之于他们的叙述压力与理解世界、理解人性的可能性。

在《行话》中,我们能看到被访谈的每个犹太作家都表现出了他们对犹太身份的思考与反省。罗斯在谈到阿佩尔菲尔德时说:“他的敏感性几乎在出生时就由于其孤独地漫游于不祥的陌生之地而显示出来,这种敏感性自然造就了一种少有的独特风格,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推进和被阻挠的叙述冲动的风格,那是对放逐心态的一种神秘而平凡的实现,与其主题同样独特的是他那发自受伤的、处于遗忘和记忆之间意识的声音。”而昆德拉直言:“死亡使我们感到恐惧的不是未来的消亡,而是过去的消亡。遗忘是存在于生命中的一种死亡形式。”

可以想象,当年阿多诺说出“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这样的话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似乎拒绝诗学追求与写作超越就是保留了他们不堪重负的记忆,而保罗·策兰一句身份验证式的回应又是多么具有震撼力,拿一种身份的焦虑与民族之根的苦痛为把柄。

    不管是被苏联扼杀的“布拉格之春”,还是政局动荡不安的中东以色列,犹太人都深感背井离乡的荒谬。在美国,犹太文化遭受了严重的同化过程中,更是诞生了众多出色的作家,除了本书的作者罗斯,还有索尔·贝娄——本书收录了罗斯的随笔《重读索尔·贝娄》,无疑可以看做是同道的精神追思,秉承了犹太作家世界的困惑与欲望——一切的路标指向再明显不过:地域、政治、历史之于犹太人是注定他们遭受流放的原因,而写作之于这些作家除了保留提问的权利与探索答案的欲念外,别无其他。犹太人不甘心仅作苦难历史与文明悲剧的代言人,至少一个民族还拥有自己的语言能够表达。可罗斯在问及阿佩尔菲尔德希伯来文(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对其创作的影响时,后者说:“我的母语是德语……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学会希伯来文。那是一种很难的语言,严苛而有禁欲。其古代基础是《密西拿》的一条谚语:缄默是智慧的篱笆。”犹太人遭遇大屠杀之后,他们面对世界的态度明显隐忍了很多,“怀疑代替了羡慕,曾经暴露在外的情感潜至地下。”在这种特殊历史文化现象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一大批不堪记忆蹂躏的犹太作家们并没有喝下忘川之水,而是直面了业已成为现实的历史。

访谈录中的爱尔兰女作家爱德娜·奥布莱恩深知无根性漂泊的必然性,她说:“在一个特定地方站稳脚跟,并把整个地方当成小说发生的场所,对作家来说是个强项,对读者来说是个路标。但如果你发现你的根太具有威胁性,太具有侵略性,那么你就要离开此地。”因此,“放逐作家”只能做一名失根者,而身份之于他们是致命的。这种致命的身份让他们更好地展示出创作的多样性与可塑性。

索尔·贝娄说:“极端虚弱之时即力量的开始。”艺术家不会因为阿多诺的预言而停止了创作。奥斯维辛之后的诗不是去揭开惨不忍睹的疤,也不是去窥探愈合的可能行,更不是去表达他们自己记忆之于改变大屠杀历史的可能性,而是犹太作家们依靠写作拯救记忆,抗衡“过去的消亡”而开拓的想象之路。罗斯的小说中写到:“对无法预料的展现就是一切。把错误转变方向,那残酷的难料之事就是我们学童所学的无害的‘历史’,一切当时的难料之事被当做历史的必然编入历史,难以名状的恐怖被历史所掩盖,灾难转换成了史诗。”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就得以于寻找历史与记忆之间支点的知识分子们的迷恋。而诗人与小说家不管何为,都是虚构一个个人物与外部世界的游戏,在游戏中掺入了自己牢不可破又继续呼吸的记忆,而历史提供的背景陪衬加重了阅读的体验。他们的创作不是印证“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而是确证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与为了摆脱记忆的奴役,他们选择了无根性的写作方式。作品作为他们笔下的产物,却不再是他们的故事,而是另一个世界的现实。所以也能理解,那些经历过二战或者奥斯维辛大屠杀的名家们采用第三人称而非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角度选择是出于何种理由了。

被放逐者在保有自己身份的凭靠物,其实还是他们深厚的文化传统,只是幸存者们比一般作家多了一种手段。他们通过另外一种视角去审视另外一个外部世界的事实。昆德拉在和罗斯对谈中表示,作为一个流亡者,他不会对法国感到不可理喻,也不会对法国文学心生排斥,相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拥有好几个国家的生活经历是巨大的裨益。”通过不断整合,不断地寻找历史与记忆的可靠支点,这些犹太作家们与他们的个体素材也就越来越紧密联系了。失根者就想象来铺展叙述的道路,而奥斯维辛之后的诗不再只为沉默的哀痛而表达,也为还历史的尊严而写作。为此,我们相信辛格说的是事实:“波兰,波兰犹太人的生活,离我先前近多了。”

        前阵子,帮一个朋友修改毕业论文,收到她的论文原稿后,我一下子有点吃不消,就骂了人家几句(直到最近还是惹得那姑娘有点不高兴)。众所周知,论文不是散文随笔,不是原著的再创作。很多大学导师最怕的就是学生把论文写成一篇言辞优美华丽,思想空洞缺乏理性和逻辑的玩意。后来,我回头想想,是不是可以针对性地推荐点好书给人家。立马想到近年来红得发紫的卡佛。可马上又作罢了——不是人家看不懂或者没品位,而是因为卡佛的小说不是从纯粹的一句话中就可以明白言词的意义。更何况,卡佛写的是小说和诗歌,不是论文。

       面对如今臃肿不堪和繁冗复杂的文字,卡佛这种被称作“极简主义”(还有种说法是“肮脏现实主义”)的文风收到当代读者的欢迎与众多作家学者的研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卡佛说:“作家要面对一些简单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而惊讶得张口结舌的资质。”只是卡佛在看日落的时候,不像我国的古代诗人哀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无奈,也不像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拿红红的大饼充当漂亮的布景。一只旧鞋子在卡佛那是标签式的存在,而不是其他作家作品中纯粹的可有可无的附带物。因为人们在卡佛的小说中找不到任何诗意的东西,它甚至比一个孤家寡人的生活还要惨白贫凉。

       其次,很多人觉得卡佛小说中那些过着酸苦日子的卑微者的生活是荒诞的,这让我有点不理解。想来想去,我的答案是,现在人们没有所谓观察的心态,所以很多时候得闲者会美好地抒情一句:“这就是生活!”事实是,卡佛小说中显现的生活是如此真实,以至于让不少人以为这种真实是如此的荒诞。好比一个人拍了一卷照片,洗出来后发现某一场景的一个角落或显像细节居然是这样的,因为在他看来,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这种筷子进入水中还应该是直的心态说明:平日里,我们司空见惯的人事还是会不断令我们“张口结舌”。而卡佛成功地抓住了这一细枝末节,然后使劲地雕刻、挖深、放大,让看到的人不断地惊讶。另一方面,卡佛运用了类似中国山水画“留白”的手法(这还值得商榷,据说卡佛小说的编辑利西对卡佛小说做了大量地删减和修改,具体参看博客大巴“寻找雷蒙德·卡佛”里小二先生的文章),造成小说内容上大量的不确定性。不论是小说人物的命运还是小说情节的发展走向,都被带向了不可知的状态,就像一棵树,原本从根生长才出来,后来读者读下去,发现枝繁叶茂,如果我们是渺小的虫子,能爬的路线很多。只是,卡佛将小说开放式结尾的背后走向隐性化了,那些繁枝叶茂得虫子们自己填补想象出来,然后自己走出去。

       所以可以这么说,卡佛对我们读完之后的情绪和想法不做任何责任的阐释。而作为认真的读者,可以化用罗密欧的一句话说,在小说里度过的时间似乎是格外长的。

 

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瓦尔特·本杰明

北岛肯定不止一次地想起本雅明的话:“旧地图——在爱情中,大多数人寻找一个永久的家园。但还有少数人则寻找永远的漂泊。后一种人属于忧郁者类型。”一九九一年,诗人在巴黎回答一位主持人喜不喜欢巴黎的问题时说,他喜欢漂泊,并不太在意途径的地方。读诗人的散文集《午夜之门》、《青灯》、《蓝房子》,欣喜于他的生存态度和反抗绝望的姿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北岛漂泊至海外;二十年后,北岛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不久便定居香港。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
         最近二三十年来,很多人视北岛为斗士、真的猛士。我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他和古今中外的诗人、艺术家无异,并非斗士,有的只是三寸不烂之舌和一支金不换,只是有太多的猛士,无论真伪,都争相拿他做榜样。当年有种叫“我不相信”的坚定声音,回答了一整代人乌托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被虚晃一枪,还没应声,就已经倒地了。难得有几个张皇失措下,左顾右盼,且行且吟,最终还是悻悻而退。自由之士带着自由之诗,远走他乡,诗人自言从西柏林踏上了不归路。
         这是一种必然,充满了象征性,似乎是取经一样带着使命。谁叫北岛扣下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刻下了高尚者的墓志铭。他既然喊出了“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就意味着得撼动那些被人们弃置不理的议题,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这是一种担当,是一种包袱,也是一种荣誉。北岛无法再延续着他那一个人的“日子”。他让不少人醒过来,但他们认知中饱含恐惧,于是问题出来了:让局促不安的人们怎样得到平稳的呼吸。时代的精神痼疾被揭开,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被恢复的,更难的是要重构一种文化形式和适合这种文化形式的体系。
         当然,这不是北岛一个人的职责,也不仅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他们不能再像普通文学青年一样,“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在欧洲的某个街头,北岛独自漫步,“看纪念教堂广场那些街头艺人的表演”,自述道:“我其实也是个街头艺人,区别在于他们卖的是技艺,我卖的是乡愁,而这个世界上乡愁是一文不值的。”他在最近几年出版的散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这种典型现象。
         北岛的出走给他自己下了无与伦比的脚注。他是个标准的国际主义漂泊者,他比谁都清楚,“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为了财富”。

         北岛的散文写到的人物除了一大批著名诗人、作家、学者外,还有很多国外异乡人。在这些众人身上(其实也包括那些笔及的名人,因为北岛认为他们都是处在国家之间、主流之外的边缘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拥有了特权,拥有了更好的文化批评的视野),很明显地,北岛在自觉地寻找自我,通过与他们的相识、相知、相随、相处。“一种只有在‘瞎子’、边缘人和流浪者身上偶然见到,唯有在无路可走时才能体味的人性,那就是他们的互相收留、互相引领和互相造就。”
         在《午夜之门》中,诗人写到巴勒斯坦当代最优秀的诗人达维什的一段话,“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我想这些话一定深深触动了诗人,因为这话放于任何一块土地,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方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北岛无法在自己的国家“背负这希望的包袱”,只能在漂泊行走中,不断审视自己和祖国的一切。
         可是,北岛觉得他的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诗人相信他写的:“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末尾表达了一种看法:“五四”一代从反叛中走出来……“五四”一代没有像“四五”一代那样品尝过精神的“呕吐”。“五四”一代经历的更多的是外在的灾难,“四五”一代经历的更多的是内在的灾难,对精神的颓唐深受领会。“四五”一代并不希求得到这种禀性,他们宁愿是领承的一代。只是,历史把精神“呕吐”强加给他们,迫使他们拒绝轻易的选择和盲目的相信,审慎对待新老传统提供给自己的价值尺规。
我总认为,如果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反叛的人们,那么那些时代里一定有很多真诚而勇敢的人们。“四五”一代,北岛差不多可以说是被视为最大的精神偶像之一。他们的厄运人生很失败,可是那代人鲜有失败的感觉,尽管精神颓败苍白,却是精神观念最坚定的一代,他们无须像当代的人们,“背靠精神虚无去拒斥或确信”他们所领会的精神理念。

         一个人,如果有碍于传统和权威的观瞻,那么这个人多少具备了被人谈论言传的品质,且不论是好是坏。北岛值得我们深谈和思考,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诗歌彰显了一个时代的氛围和精神自白,还在于他的散文廓示出一种现代游牧的觉知。
         萨义德说:“打动我的是我能真正选择支持的理念与观念,因为它们符合我所相信的价值与原则。”我不清楚这种理念与观念是否真实地存在,我只知道,真理不如公理,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没有的东西得追寻,有的东西得批判性对待。
         诗人在写到顾彬与刘小枫时,认为两人是殊途同归——“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的能力。”其实,北岛自己就是持有强大批判力,在面向整个掌理的大众社会,他不是一种邦葛洛斯式的理想主义说教,而是发自不受奖赏的良心直言。诗人不希望自己流落他乡后,单纯地接受异国的人生际遇。
北岛说,人们在现代化的暗夜中,忘记了光源。是啊,并非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拥有在暗夜中出生入死的勇气,拥有对光明的无限渴望。他行走的二十年中,仿佛一个世纪的独裁者一样,显得如此的孤独。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且不论这种运动出现的可能性,至少诗人还保持了一种在喧嚣年代里难得一见的姿态,这是从“伟大志向”时代中遗留下来的最大的精神粮食。
        我想,生命若真如辛格所言,是坟墓上的舞蹈,那么活着,想必是舞蹈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收缩与舒张,抖现着浑身的紧张。北岛虽然近年来已经少有诗作(想必写诗真的如他所言,非别的手艺,熟能生巧。诗,写了几十年,还是从零开始的感觉),但他自身依旧保持着矛盾,维系着令人着迷的张力,一如他的诗。毕竟,舒适的氛围和安然的生活节奏不是目前这个世界的真实表现(我认为每个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都是如此看待的),众生理所当然的感觉,在诗人眼中,不是生活真实的隐喻。
        “每个时代都梦想着接下来会出现的东西。”(米什莱语)我们不敢做梦太欢,因为离开这个世界,清醒的人总是避免不了痛苦,只希望接下来出现的东西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祖国的陌生人》副标题为:在你的国家,你却是个陌生人。这本书可以说是许知远走出抽象和间接认知的“新鲜”感觉记述。
         许知远从爱辉到腾冲的一路上,尽是细枝末节版的察言观色,点滴的细节和感受,书中也因此充满了时断时续的人物对话与不完整的场景描写。一路上,所见所谈的人物也形形色色:村长、失业者、矿工、妓女、退军老人、移民、作家……所感所悟也纷杂不一,有感慨当下价值观混乱的,有哀叹民生艰难的,还有对个体行为的赞赏或怨愤,当然也不乏幽默挑逗的打趣,如谈到旅途去丽江的艳遇就说“艳遇就像是英国人与天气的关系,人人都在谈论它,却很少有人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对这本书做个总体概括,最好的莫过于书中自序的一句话:“这本书在形态上或许杂糅,游记、人物、评论,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题仍很清晰,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日益深刻的断裂感。”
         置身喧嚣市侩,那种民间的真实生活替代了亲朋聊天、人文认知和新闻网络带来的体会。然人,作者并未习惯于民间的真实话语表达,他说:“在旅途中,我只偶尔碰到富有逻辑性的表达,在大多数时刻,思路不那么清晰的交谈者用沉默、跳跃、离题来回答我,从不使用我习惯的书面语……”很难想象,不太听得懂地方方言的作者,从黑龙江到云南,从冰天雪地的干燥到雨润潮湿的大西南,以一种典型知识分子的情绪游走祖国的大半个江山,还能负载得下这大千世界冲击过来的紧张和不安。
         很多人文背包客的视角其实都很抽象,也很忧郁,他们从来不敢再旅途中太开心,似乎怕失去一种关怀,他们太过在乎的是旅行的意义,似乎干什么都非得充满事实和价值。作者就是一种典型。所以,许知远书中的文字是感知性的,关注性的,而非研究性。
         在历史掌故中,很少有人能不被其本身的故事魅力所吸引。所以,书中后半部分,写到了很多中国现当代的知名文化人士,这其实无非是借助曾经有过的历史,去探寻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知识分子的中国故事,思考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引发的启示。
         书中文字不是一种恢弘的笔势所造就,也不是利用文史家深厚的文艺造诣去解读现实社会,它的创作从根本上缺乏一种高度认知与解构视野,文中时有二级阅读体验的流露,作者也自言:“我是个容易厌倦的观光客,经常对于眼前的人、物、风景视而不见。我中了理论太深的毒,总以为要将一切装入一个分析框架中,才觉得心安。旅行也是,我潜意识里希望,它能够帮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国的钥匙,多年以来,我对自己杂乱的知识结构忧虑不已,总期待找到自己独特的视角。”
         当然书中更多的,还是作者这些年来对祖国现实与现实认知积累下来的情感叙述。书中笔及所触,都是点滴真情实感,话语不知不觉就会开启,这样的体验感受式话语,蕴含的是一种个体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它所持有的批判性思维,并未被眼前所见的景象所改变,或者被动摇;相反,它将所见所闻用来印证自己固有的思想和价值观,这就是许知远对祖国的旅行记录叙述,所以书写到最后,对于自己的祖国,许知远还是一个陌生人。

         新年走亲访友,餐桌上的美食佳肴丰了视野,富了肠胃,谁想我无福消受,那洗手间倒跑得勤快起来,所以最近如厕就读“唐哉皇哉” !
         说实话,如厕就读的确不雅,尤其是在这个欢庆新年,杯酒交错的时候,但算是师心自用,我还是愿将如此不雅之事作为消遣之谈。
         我向来有如厕就读的习惯,虽然自己并不是一个抓紧时间的人,却终究还是不甘于落后的,于是成为爱“挤海绵”的人,想用短暂的几分钟学勤勉之人所学之物,所以最后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食而不化,等到下次,早换了对象。我最早如厕就读现今说来真有点难于启齿。少时贪玩,我经常把所谓的家庭作业搬进洗手间做,还自恃这方法好,但妈说这样会使坏脑子,人会笨的;渐大后,我知道妈说的是不雅,但我还是觉得无伤大体,便不知不觉成了改不了的习惯。后来,我发现别人家的洗手间里常放着几本杂志报纸闲书什么的,便定了心,再与人说起这事,知道不少朋友也有这种癖好。我哪有不把这良好统筹之道给定下来呢?!
         如厕就读从时间上来讲,将人的一生锱铢寸累一番后也足有半年之多,虽然在时续性上是分隔断开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短篇小说、报刊杂文之类的最宜于选读。其实,长篇小说也是不错的对象,可以当是看电视剧一样来读,有时留点悬念,等到下次再看是很有可能忘了蹲的时间的。
        不过,我个人认为如厕就读之物最好是下里巴人,而阳春白雪则不宜提倡。这道理很简单。阳春白雪令人耗脑,易于出神,坠迷雾、堕烟海,不便为探赜索隐之途,况且人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成果在不雅的地方品读也大为不敬。而下里巴人则如汤沃雪,也易于接受。
         当然,真才实学凭此道是蒸沙作饭,但可以看作补充学习的手段。也许,对于如厕就读,言人人殊,但我受之好处也有段时间,傥来之物间或有之,所以,写篇这样不雅的文章也算是事出有因。

         最近半年来,我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思考一个问题:文艺到底是什么?估计这跟本人长年累月混迹豆瓣网很有关系,所以常被网友和线下朋友说是文艺青年,或很小资,或装逼等等,多听多听,我才和大家一样听得有点变味儿,感慨自己反应迟钝之余,想写点关于语词的堕落这一话题,所以以下看法纯粹个人之见,不代表本站点的同仁兄弟姐妹们。
         大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各种爆炸性的思想被洪水般地引进,导致了一个最明显结果是左边的砝码大量地跳到了右边,众多青年男女尤其是稍有学识的几乎都争相“可爱”了一把。当然最重要的条件是,欲做先锋的人们有了一个大环境。他们被允许穿上“切·格瓦拉”或“为人民服务”的衬衣T恤,在大众眼中,带着个耳机嘻哈游荡或抽“三五”、喝可乐逐渐被习以为常。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品牌文化的选择被视为新的阶级分层标准。各种形形色色的西式人文充斥大小城市:慵懒的咖啡馆场所里,有人在苹果或翻书;西餐厅里会有白领在谈情说爱;殖民时期和解放前的老洋房下,会不时地出现单反……所有的一切都被个体自主地写进了最近十年来火爆的一种叫做blog的文字记载媒体。在众多不一样的媒体上,很多是一样的文字表露方式,它们拥有的特征就是文字意象类似,图片(如果有,无论是转用还是原创)的拍摄视野和效果类似,流露出来的情绪和关怀类似……这是一种悲哀的大规模有机生产,并不比商业化下消费主义的理念高明多少,因为宏观上,它巧妙隐蔽地在消解人的思维方式,而当今文化批评的角度和视野若少了什么关注,我觉得这方面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七十年代》中一位作者写及当年往事,是这么形容:“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用在当下,更妥帖。后句就是我们现在大环境下众多胎生娃变形的一个原因。注重自我很正常,整个风气和氛围都让人们有关注个体和自我的倾向,是好事。只是自省之于人们,分量是微乎其微的。这也是最令人痛心疾首之处,好的丢一旁,坏的纷纷相争献丑。
         虽然整个社会运作的速度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很多东西还来不及流行下就被覆盖了,但是不需要担心,几十年后人们重新挖掘出来,就会被隆重膜拜,好比当下人们对文革时期的玩意很着迷一样。
         这可以看作一种新的群众运动模式,但是这种运动模式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群众运动有共同之处,因为人们的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流动,自我独立性和个体特殊性被毫不留情地湮没,至此,“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埃里克·霍弗语)
         其实,任何庞大事物发展的最初的动机并不坏,如知性动情的好青年渴求得到周遭的认可本是无可厚非的常理之事,可是就因为一些往自己身上撒金子的人们,被骂还嫌不过瘾,他们觉得就像洗澡淋浴一样感到无比畅快(想比之下,往自己脸上贴金被认为是害羞之举)。在某个群体中,小众就是大众,每个人若都是如此,那么每个人都会盲目地自我崇拜。当代国内,文人相轻这一普遍现象就是最好的典型证明。
         所以今天,语词的堕落合情合理。文艺小资、80后、90后、白领、甚至大学生等都被用作骂人高级标签使用。甲乙两人对话,甲若说乙“你真文艺”或者“你个90后”,一般情况下,乙如果不生气就会显得奇怪。其实,语词在本质上是无所谓改不改变的,在文字语言的发展史中,虽然一个词语含义变化是有的而且很普遍,但当下这种语词的褒贬不定和迅速移位,包括部分网络语言是不应该被看成为文字语言发展变化之列的。

最近红总力荐我看颜长江的《三峡日志》,咖啡馆一坐,缓缓入书中情境去。
看得有感觉了,才知这根本不是旅游感想,也非图文并茂的旅居散文,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实感受。颜长江的文字本身首先是人,是三峡的一种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诗意。他书中拍摄的大量照片,虽然注定和众多表现形式一样走向艺术,但首先是三峡里一切人事的纪念碑。书中后面写道:“本书纪录的原生态川江全线消失。”
三峡日志从2002年到2008年,作者颜长江数次游走三峡,从重庆到宜昌,北走陕西,难走贵州,几乎走遍各个乡镇县市。在日志中,写及纤夫、猪贩、渔夫、儿童、村支书、抗美援朝志愿军老人,外出打工者,有名有姓。这是一部纯粹的纪录式日志。正因为如此,它朴质、真实,读来引人入胜。
仔细读过该书的人知道,书中除了引文和对话外,行文没有一个感叹号。这意味着颜长江本来独特的个人视角又变得无比静寂,从而那些很可能明显弥漫开来的沉郁之气消失了,它被隐蔽于书的背后,也可以说是被隐蔽于人的背后、历史的背后——只要你稍微知道三峡这些年岁发生的事情。
书中有这样一段引文:“君之魂兮,莫向他方;四方皆暗,请留此乡。佑此一地,荫我一方,春秋致祭,君且尚享!”读来感人肺腑。当然,如果你亲临其境,那也许就是和书中景致的黑暗表达一样:江流浊涌,舟礁黑沉,人立江岸边,眼含泪珠向黄昏,可谓浩淼江河,大石山崖,森然欲搏人。
“无舟时咫尺若天涯。”这是书中一段引文中的一句诗,可以说,在三峡水位不断抬升之后,诞生出来的无数三峡移民和被淹的文物建筑和事物瞬间“死亡”。很多人像梦想奔跑却不顾已经断肢瘸腿的现实,撕心裂肺地吼叫,只是我们都看不见。从此,这片大地上的人,个个像草篮上顺水漂流来的孩子,从汉文化土地上不知道是第几次地蔓延到祖国各个角落。兴许从此少了一份非黑即白的激愤,多了一壶漂泊的孤独。
毋庸置疑,颜长江内心一直在行膜拜之礼,作为一个浪子,之于故乡,之于良心,之于臆想的人性蓝图,虽不是哭天抢地,只因多年的社会责任感在情感价值观上让位于伟大的生活本身(具体见该书尾声一节),因此祭奠或是朝圣之心不可避免,也是众多精神流亡者和思乡者的现代病。
“宽恕这个峡谷发生的一切吧……”三峡移民,无人相信他们不对此申诉抱怨,不管有没有道理和公正,因为他们作为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包括颜长江本人。更何况抵抗移民搬迁,拒斥三峡工程发展等,对于纯粹的人来说,根本就是在一个没有胜利希望的地方做斗争。而作为一种单纯的象征性标志,奉节的三峡移民纪念碑更无能为力,它只能用其刚硬的铜身铁墙昭示天下——“我是三峡的仪殇。”
所以,书中颜长江已经平复了自我的“死亡”,他明白请谁去原谅这个峡谷发生的一切,只能靠伟大的生活本身,只能靠涛声似旧时的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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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好,去文生修道院走走,看到那个公告算是不大不小地惊喜一番,斜对面的落帆亭很久没去了,大概墙上红红的“拆”字依旧。路过双魁巷的时候,看到围墙已经将出入口严严实实地堵着了,后面一幢新的类似养老院的房子建起来了。周围拆得灰尘蒙蒙,赶紧低着头走了。

话说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欧文学走到了死胡同,而艺术的第七个儿子——电影诞生却不到百年,为了不至于使其早夭,电影导演变身哲学人,纷纷走到了文化最前沿,于是电影导演的地位大大提升,而在从前,人们关心编剧甚至过于导演、制片人。从那以后,编剧的地位就大幅度下降,也许真的只有导演才知道背后说故事的人的重要性,以至于不少电影导演自编自导。从前文学改编的经典现在不时髦了,像Graham Greene(格雷厄姆·格林)为编剧拍成的电影《第三个人》、《堕落的偶像》,或者是费里尼根据公元一世纪罗马人阿尔比特罗的同名小说与人合伙改编成的电影《萨蒂里孔》等等。
很多人包括一些电影研究者和文化学者都说,最近三十年,

文学从电影中偷技巧,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在现代人眼中,电影这个新生宠儿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
电影作为一种新生艺术,无疑具有其强大的可观性,其本身强烈的直面性与刺激娱乐效果带来了视觉上史无前例的震撼。今天,你不得不承认,电影的确很富有征服力量与发展潜力。我这里想说的是,如今电影文化崛起诞生出不少文学的变种,尤其是小说文学。

从前,号称是哲学电影人的伯格曼将他的电影聚焦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还有安东尼奥尼、费里尼以及让人既爱又恨的库布里克等等,事实说明这无非就是(后)现代主义精神所关心的一切在艺术的第七个儿子身上表达出来的人文关怀。当然,这是肯定的,然而非议开始的时候,人们根本就还没有商业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今天以文艺片为招牌,大肆横行的光影机器。那些在批量生产,但照旧不愁市场的电影,是电影艺术其本身就具有的文化基因的佐证,至少娱乐并不犯罪。

但是就是有一些人喜欢这拿一点,那踩一脚,方便未来他的存在痕迹比别人多——于是很多导演也就试图模糊商业与艺术的界限。最近《无耻混蛋》很受欢迎,如果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无疑会是地下产物,但如今看来不仅不难懂,而且还很好玩。昆丁的把戏就不说了,一如国内八十年代所谓先锋小说般的无理与挥洒自如,但背后真正的东西真的如后……现代主义一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非是一个畸形儿罢了。解构历史为的是好玩,正如戴小戴同志说的差不多:后面的儿子给前面老子一个狠狠的巴掌。虽然不妨碍人成为文化偶像,但绝不至于变成长久的感情。

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华语世界(包括港澳台)的电影,比如李安的电影,有些人很喜欢他的家庭三部曲,但对他在好莱坞的电影却不感冒;又或者很多人喜欢陈果的《香港制造》、《榴莲飘飘》等,而对千禧年后的诸如《人民公厕》很不高兴。但绝对不能说他落伍或者退步了,如果你怀旧,就只能说他与国际主流文化接轨了,或者在小众的圈子里,他是普遍文化关注的情绪。至于他是不是好事或者未来是不是有前途,那是另当别论了。

戈达尔说,“放下摄影机,拿起枪。”宣的就是电影和文学一样,里面装得下一切所有人学的东西,包括政治。电影走过百余年,就像现代人走过百余年一样。电影还没来得及被移植文史哲等基因的时候,就已经生发了属于自己的灵魂,这生逢时节的伟大,就是人的历史“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