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瓦尔特·本杰明

一

北岛肯定不止一次地想起本雅明的话：“旧地图——在爱情中，大多数人寻找一个永久的家园。但还有少数人则寻找永远的漂泊。后一种人属于忧郁者类型。”一九九一年，诗人在巴黎回答一位主持人喜不喜欢巴黎的问题时说，他喜欢漂泊，并不太在意途径的地方。读诗人的散文集《午夜之门》、《青灯》、《蓝房子》，欣喜于他的生存态度和反抗绝望的姿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北岛漂泊至海外；二十年后，北岛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不久便定居香港。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
         最近二三十年来，很多人视北岛为斗士、真的猛士。我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他和古今中外的诗人、艺术家无异，并非斗士，有的只是三寸不烂之舌和一支金不换，只是有太多的猛士，无论真伪，都争相拿他做榜样。当年有种叫“我不相信”的坚定声音，回答了一整代人乌托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被虚晃一枪，还没应声，就已经倒地了。难得有几个张皇失措下，左顾右盼，且行且吟，最终还是悻悻而退。自由之士带着自由之诗，远走他乡，诗人自言从西柏林踏上了不归路。
         这是一种必然，充满了象征性，似乎是取经一样带着使命。谁叫北岛扣下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刻下了高尚者的墓志铭。他既然喊出了“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就意味着得撼动那些被人们弃置不理的议题，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这是一种担当，是一种包袱，也是一种荣誉。北岛无法再延续着他那一个人的“日子”。他让不少人醒过来，但他们认知中饱含恐惧，于是问题出来了：让局促不安的人们怎样得到平稳的呼吸。时代的精神痼疾被揭开，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被恢复的，更难的是要重构一种文化形式和适合这种文化形式的体系。
         当然，这不是北岛一个人的职责，也不仅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他们不能再像普通文学青年一样，“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在欧洲的某个街头，北岛独自漫步，“看纪念教堂广场那些街头艺人的表演”，自述道：“我其实也是个街头艺人，区别在于他们卖的是技艺，我卖的是乡愁，而这个世界上乡愁是一文不值的。”他在最近几年出版的散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这种典型现象。
         北岛的出走给他自己下了无与伦比的脚注。他是个标准的国际主义漂泊者，他比谁都清楚，“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为了财富”。

二

         北岛的散文写到的人物除了一大批著名诗人、作家、学者外，还有很多国外异乡人。在这些众人身上（其实也包括那些笔及的名人，因为北岛认为他们都是处在国家之间、主流之外的边缘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拥有了特权，拥有了更好的文化批评的视野），很明显地，北岛在自觉地寻找自我，通过与他们的相识、相知、相随、相处。“一种只有在‘瞎子’、边缘人和流浪者身上偶然见到，唯有在无路可走时才能体味的人性，那就是他们的互相收留、互相引领和互相造就。”
         在《午夜之门》中，诗人写到巴勒斯坦当代最优秀的诗人达维什的一段话，“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我想这些话一定深深触动了诗人，因为这话放于任何一块土地，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方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北岛无法在自己的国家“背负这希望的包袱”，只能在漂泊行走中，不断审视自己和祖国的一切。
         可是，北岛觉得他的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诗人相信他写的：“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末尾表达了一种看法：“五四”一代从反叛中走出来……“五四”一代没有像“四五”一代那样品尝过精神的“呕吐”。“五四”一代经历的更多的是外在的灾难，“四五”一代经历的更多的是内在的灾难，对精神的颓唐深受领会。“四五”一代并不希求得到这种禀性，他们宁愿是领承的一代。只是，历史把精神“呕吐”强加给他们，迫使他们拒绝轻易的选择和盲目的相信，审慎对待新老传统提供给自己的价值尺规。
我总认为，如果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反叛的人们，那么那些时代里一定有很多真诚而勇敢的人们。“四五”一代，北岛差不多可以说是被视为最大的精神偶像之一。他们的厄运人生很失败，可是那代人鲜有失败的感觉，尽管精神颓败苍白，却是精神观念最坚定的一代，他们无须像当代的人们，“背靠精神虚无去拒斥或确信”他们所领会的精神理念。

三

         一个人，如果有碍于传统和权威的观瞻，那么这个人多少具备了被人谈论言传的品质，且不论是好是坏。北岛值得我们深谈和思考，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诗歌彰显了一个时代的氛围和精神自白，还在于他的散文廓示出一种现代游牧的觉知。
         萨义德说：“打动我的是我能真正选择支持的理念与观念，因为它们符合我所相信的价值与原则。”我不清楚这种理念与观念是否真实地存在，我只知道，真理不如公理，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没有的东西得追寻，有的东西得批判性对待。
         诗人在写到顾彬与刘小枫时，认为两人是殊途同归——“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的能力。”其实，北岛自己就是持有强大批判力，在面向整个掌理的大众社会，他不是一种邦葛洛斯式的理想主义说教，而是发自不受奖赏的良心直言。诗人不希望自己流落他乡后，单纯地接受异国的人生际遇。
北岛说，人们在现代化的暗夜中，忘记了光源。是啊，并非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拥有在暗夜中出生入死的勇气，拥有对光明的无限渴望。他行走的二十年中，仿佛一个世纪的独裁者一样，显得如此的孤独。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且不论这种运动出现的可能性，至少诗人还保持了一种在喧嚣年代里难得一见的姿态，这是从“伟大志向”时代中遗留下来的最大的精神粮食。
        我想，生命若真如辛格所言，是坟墓上的舞蹈，那么活着，想必是舞蹈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收缩与舒张，抖现着浑身的紧张。北岛虽然近年来已经少有诗作（想必写诗真的如他所言，非别的手艺，熟能生巧。诗，写了几十年，还是从零开始的感觉），但他自身依旧保持着矛盾，维系着令人着迷的张力，一如他的诗。毕竟，舒适的氛围和安然的生活节奏不是目前这个世界的真实表现（我认为每个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都是如此看待的），众生理所当然的感觉，在诗人眼中，不是生活真实的隐喻。
        “每个时代都梦想着接下来会出现的东西。”（米什莱语）我们不敢做梦太欢，因为离开这个世界，清醒的人总是避免不了痛苦，只希望接下来出现的东西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天好，去文生修道院走走，看到那个公告算是不大不小地惊喜一番，斜对面的落帆亭很久没去了，大概墙上红红的“拆”字依旧。路过双魁巷的时候，看到围墙已经将出入口严严实实地堵着了，后面一幢新的类似养老院的房子建起来了。周围拆得灰尘蒙蒙，赶紧低着头走了。

文学从电影中偷技巧，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在现代人眼中，电影这个新生宠儿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
电影作为一种新生艺术，无疑具有其强大的可观性，其本身强烈的直面性与刺激娱乐效果带来了视觉上史无前例的震撼。今天，你不得不承认，电影的确很富有征服力量与发展潜力。我这里想说的是，如今电影文化崛起诞生出不少文学的变种，尤其是小说文学。

从前，号称是哲学电影人的伯格曼将他的电影聚焦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还有安东尼奥尼、费里尼以及让人既爱又恨的库布里克等等，事实说明这无非就是（后）现代主义精神所关心的一切在艺术的第七个儿子身上表达出来的人文关怀。当然，这是肯定的，然而非议开始的时候，人们根本就还没有商业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今天以文艺片为招牌，大肆横行的光影机器。那些在批量生产，但照旧不愁市场的电影，是电影艺术其本身就具有的文化基因的佐证，至少娱乐并不犯罪。

但是就是有一些人喜欢这拿一点，那踩一脚，方便未来他的存在痕迹比别人多——于是很多导演也就试图模糊商业与艺术的界限。最近《无耻混蛋》很受欢迎，如果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无疑会是地下产物，但如今看来不仅不难懂，而且还很好玩。昆丁的把戏就不说了，一如国内八十年代所谓先锋小说般的无理与挥洒自如，但背后真正的东西真的如后……现代主义一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非是一个畸形儿罢了。解构历史为的是好玩，正如戴小戴同志说的差不多：后面的儿子给前面老子一个狠狠的巴掌。虽然不妨碍人成为文化偶像，但绝不至于变成长久的感情。

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华语世界（包括港澳台）的电影，比如李安的电影，有些人很喜欢他的家庭三部曲，但对他在好莱坞的电影却不感冒；又或者很多人喜欢陈果的《香港制造》、《榴莲飘飘》等，而对千禧年后的诸如《人民公厕》很不高兴。但绝对不能说他落伍或者退步了，如果你怀旧，就只能说他与国际主流文化接轨了，或者在小众的圈子里，他是普遍文化关注的情绪。至于他是不是好事或者未来是不是有前途，那是另当别论了。

戈达尔说，“放下摄影机，拿起枪。”宣的就是电影和文学一样，里面装得下一切所有人学的东西，包括政治。电影走过百余年，就像现代人走过百余年一样。电影还没来得及被移植文史哲等基因的时候，就已经生发了属于自己的灵魂，这生逢时节的伟大，就是人的历史“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