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窃听到股票内幕、而你的家人需要一大笔钱，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窃听风云》中的杨青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将监视带删除，自己去买股票。这个一向奉公守法的警察，这么做只是因为他走到了人生的穷途末路：他身患肝癌，他想为老婆孩子留下一笔生活费。

即使这样，他也应该这样做吗？我们的法律告诉他：不能。可是我们的社会，没有给他无后顾之忧的机会。他和他的兄弟铤而走险，利用职权去谋私利。于是，故事就开始了。影评人们都说，这是几个男人的贪欲毁灭了他们。宣传海报上说，贪欲成魔。可是我宁肯相信，这是为了宣传，而说的冠冕堂皇的话。

这是一个小人物被忽视、被损害的社会里，小人物卑微的想实现对家人的爱而犯了一个大错。为了掩饰这个错误，几个人一错再错，接着又被卷入黑社会的仇杀里，接着很多当事人、无辜者都因此死去。没有死去的人，为了复仇、为了正义，坚持将坏人绳之于法。

最后一个镜头，失去所有家人的杨青，开着载有犯罪嫌疑人的车子，驶上了还在施工的大桥上，从桥上冲入大海，同归于尽。残疾的杨青，已被剥夺警察身份。我觉得《窃听风云》没有我预想中好看，不够过瘾，主要是人物没讲透。但是他将人情世故、将故事讲明白了，我想，他之所以要与仇人同归于尽，除了他的家人都被杀，仇恨惨烈外，他可能也知道，法律对于这样通天的坏人，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坏人自己都说了，5到10年，股票都抛售，只要有钱，就能确保世界还是他们的。

所以，卑微的，没有太多本事的小人物，做了一件彻底的事情。死亡是对贪婪者最好的审判。贪婪者，是这些道貌岸然背后却做尽坏事的人。他们，才是贪婪成魔，而人，在人的框架体系里，竟常常对他们无计可施。除了让魔消失，世界才能真正得到和平。可是一个魔消失了，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魔出现，只要人心中的贪婪还继续存在。

我不知道现在每年有多少犹太人会去耶路撒冷的哭墙祈祷、哭诉，不管是缅怀过去千年的风雨历史，还是重审遭遇600百万大屠杀之后的精神家园，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给予犹太民族的是太过沉重的记忆。犹太人对自己的过往，现在更多是沉默，而他们面对自己的无根性漂泊，不管在哪个角落，都有一种令他们自己尴尬不已的身份。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采访编录的《行话》，记载了作者与米兰·昆德拉、艾萨克·辛格、伊凡·克里玛、阿佩尔菲尔德等众多犹太作家们的对话，通过探讨犹太作家们在经历了历史性大屠杀之后的创作态度、手法与主题等，不断揭示出犹太身份之于他们的叙述压力与理解世界、理解人性的可能性。

在《行话》中，我们能看到被访谈的每个犹太作家都表现出了他们对犹太身份的思考与反省。罗斯在谈到阿佩尔菲尔德时说：“他的敏感性几乎在出生时就由于其孤独地漫游于不祥的陌生之地而显示出来，这种敏感性自然造就了一种少有的独特风格，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推进和被阻挠的叙述冲动的风格，那是对放逐心态的一种神秘而平凡的实现，与其主题同样独特的是他那发自受伤的、处于遗忘和记忆之间意识的声音。”而昆德拉直言：“死亡使我们感到恐惧的不是未来的消亡，而是过去的消亡。遗忘是存在于生命中的一种死亡形式。”

可以想象，当年阿多诺说出“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这样的话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似乎拒绝诗学追求与写作超越就是保留了他们不堪重负的记忆，而保罗·策兰一句身份验证式的回应又是多么具有震撼力，拿一种身份的焦虑与民族之根的苦痛为把柄。

    不管是被苏联扼杀的“布拉格之春”，还是政局动荡不安的中东以色列，犹太人都深感背井离乡的荒谬。在美国，犹太文化遭受了严重的同化过程中，更是诞生了众多出色的作家，除了本书的作者罗斯，还有索尔·贝娄——本书收录了罗斯的随笔《重读索尔·贝娄》，无疑可以看做是同道的精神追思，秉承了犹太作家世界的困惑与欲望——一切的路标指向再明显不过：地域、政治、历史之于犹太人是注定他们遭受流放的原因，而写作之于这些作家除了保留提问的权利与探索答案的欲念外，别无其他。犹太人不甘心仅作苦难历史与文明悲剧的代言人，至少一个民族还拥有自己的语言能够表达。可罗斯在问及阿佩尔菲尔德希伯来文（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对其创作的影响时，后者说：“我的母语是德语……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学会希伯来文。那是一种很难的语言，严苛而有禁欲。其古代基础是《密西拿》的一条谚语：缄默是智慧的篱笆。”犹太人遭遇大屠杀之后，他们面对世界的态度明显隐忍了很多，“怀疑代替了羡慕，曾经暴露在外的情感潜至地下。”在这种特殊历史文化现象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一大批不堪记忆蹂躏的犹太作家们并没有喝下忘川之水，而是直面了业已成为现实的历史。

访谈录中的爱尔兰女作家爱德娜·奥布莱恩深知无根性漂泊的必然性，她说：“在一个特定地方站稳脚跟，并把整个地方当成小说发生的场所，对作家来说是个强项，对读者来说是个路标。但如果你发现你的根太具有威胁性，太具有侵略性，那么你就要离开此地。”因此，“放逐作家”只能做一名失根者，而身份之于他们是致命的。这种致命的身份让他们更好地展示出创作的多样性与可塑性。

索尔·贝娄说：“极端虚弱之时即力量的开始。”艺术家不会因为阿多诺的预言而停止了创作。奥斯维辛之后的诗不是去揭开惨不忍睹的疤，也不是去窥探愈合的可能行，更不是去表达他们自己记忆之于改变大屠杀历史的可能性，而是犹太作家们依靠写作拯救记忆，抗衡“过去的消亡”而开拓的想象之路。罗斯的小说中写到：“对无法预料的展现就是一切。把错误转变方向，那残酷的难料之事就是我们学童所学的无害的‘历史’，一切当时的难料之事被当做历史的必然编入历史，难以名状的恐怖被历史所掩盖，灾难转换成了史诗。”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就得以于寻找历史与记忆之间支点的知识分子们的迷恋。而诗人与小说家不管何为，都是虚构一个个人物与外部世界的游戏，在游戏中掺入了自己牢不可破又继续呼吸的记忆，而历史提供的背景陪衬加重了阅读的体验。他们的创作不是印证“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而是确证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与为了摆脱记忆的奴役，他们选择了无根性的写作方式。作品作为他们笔下的产物，却不再是他们的故事，而是另一个世界的现实。所以也能理解，那些经历过二战或者奥斯维辛大屠杀的名家们采用第三人称而非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角度选择是出于何种理由了。

被放逐者在保有自己身份的凭靠物，其实还是他们深厚的文化传统，只是幸存者们比一般作家多了一种手段。他们通过另外一种视角去审视另外一个外部世界的事实。昆德拉在和罗斯对谈中表示，作为一个流亡者，他不会对法国感到不可理喻，也不会对法国文学心生排斥，相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拥有好几个国家的生活经历是巨大的裨益。”通过不断整合，不断地寻找历史与记忆的可靠支点，这些犹太作家们与他们的个体素材也就越来越紧密联系了。失根者就想象来铺展叙述的道路，而奥斯维辛之后的诗不再只为沉默的哀痛而表达，也为还历史的尊严而写作。为此，我们相信辛格说的是事实：“波兰，波兰犹太人的生活，离我先前近多了。”

       面对如今臃肿不堪和繁冗复杂的文字，卡佛这种被称作“极简主义”（还有种说法是“肮脏现实主义”）的文风收到当代读者的欢迎与众多作家学者的研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卡佛说：“作家要面对一些简单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而惊讶得张口结舌的资质。”只是卡佛在看日落的时候，不像我国的古代诗人哀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无奈，也不像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拿红红的大饼充当漂亮的布景。一只旧鞋子在卡佛那是标签式的存在，而不是其他作家作品中纯粹的可有可无的附带物。因为人们在卡佛的小说中找不到任何诗意的东西，它甚至比一个孤家寡人的生活还要惨白贫凉。

       其次，很多人觉得卡佛小说中那些过着酸苦日子的卑微者的生活是荒诞的，这让我有点不理解。想来想去，我的答案是，现在人们没有所谓观察的心态，所以很多时候得闲者会美好地抒情一句：“这就是生活！”事实是，卡佛小说中显现的生活是如此真实，以至于让不少人以为这种真实是如此的荒诞。好比一个人拍了一卷照片，洗出来后发现某一场景的一个角落或显像细节居然是这样的，因为在他看来，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这种筷子进入水中还应该是直的心态说明：平日里，我们司空见惯的人事还是会不断令我们“张口结舌”。而卡佛成功地抓住了这一细枝末节，然后使劲地雕刻、挖深、放大，让看到的人不断地惊讶。另一方面，卡佛运用了类似中国山水画“留白”的手法（这还值得商榷，据说卡佛小说的编辑利西对卡佛小说做了大量地删减和修改，具体参看博客大巴“寻找雷蒙德·卡佛”里小二先生的文章），造成小说内容上大量的不确定性。不论是小说人物的命运还是小说情节的发展走向，都被带向了不可知的状态，就像一棵树，原本从根生长才出来，后来读者读下去，发现枝繁叶茂，如果我们是渺小的虫子，能爬的路线很多。只是，卡佛将小说开放式结尾的背后走向隐性化了，那些繁枝叶茂得虫子们自己填补想象出来，然后自己走出去。

       所以可以这么说，卡佛对我们读完之后的情绪和想法不做任何责任的阐释。而作为认真的读者，可以化用罗密欧的一句话说，在小说里度过的时间似乎是格外长的。

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瓦尔特·本杰明

一

北岛肯定不止一次地想起本雅明的话：“旧地图——在爱情中，大多数人寻找一个永久的家园。但还有少数人则寻找永远的漂泊。后一种人属于忧郁者类型。”一九九一年，诗人在巴黎回答一位主持人喜不喜欢巴黎的问题时说，他喜欢漂泊，并不太在意途径的地方。读诗人的散文集《午夜之门》、《青灯》、《蓝房子》，欣喜于他的生存态度和反抗绝望的姿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北岛漂泊至海外；二十年后，北岛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不久便定居香港。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
         最近二三十年来，很多人视北岛为斗士、真的猛士。我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他和古今中外的诗人、艺术家无异，并非斗士，有的只是三寸不烂之舌和一支金不换，只是有太多的猛士，无论真伪，都争相拿他做榜样。当年有种叫“我不相信”的坚定声音，回答了一整代人乌托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被虚晃一枪，还没应声，就已经倒地了。难得有几个张皇失措下，左顾右盼，且行且吟，最终还是悻悻而退。自由之士带着自由之诗，远走他乡，诗人自言从西柏林踏上了不归路。
         这是一种必然，充满了象征性，似乎是取经一样带着使命。谁叫北岛扣下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刻下了高尚者的墓志铭。他既然喊出了“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就意味着得撼动那些被人们弃置不理的议题，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这是一种担当，是一种包袱，也是一种荣誉。北岛无法再延续着他那一个人的“日子”。他让不少人醒过来，但他们认知中饱含恐惧，于是问题出来了：让局促不安的人们怎样得到平稳的呼吸。时代的精神痼疾被揭开，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被恢复的，更难的是要重构一种文化形式和适合这种文化形式的体系。
         当然，这不是北岛一个人的职责，也不仅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他们不能再像普通文学青年一样，“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在欧洲的某个街头，北岛独自漫步，“看纪念教堂广场那些街头艺人的表演”，自述道：“我其实也是个街头艺人，区别在于他们卖的是技艺，我卖的是乡愁，而这个世界上乡愁是一文不值的。”他在最近几年出版的散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这种典型现象。
         北岛的出走给他自己下了无与伦比的脚注。他是个标准的国际主义漂泊者，他比谁都清楚，“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为了财富”。

二

         北岛的散文写到的人物除了一大批著名诗人、作家、学者外，还有很多国外异乡人。在这些众人身上（其实也包括那些笔及的名人，因为北岛认为他们都是处在国家之间、主流之外的边缘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拥有了特权，拥有了更好的文化批评的视野），很明显地，北岛在自觉地寻找自我，通过与他们的相识、相知、相随、相处。“一种只有在‘瞎子’、边缘人和流浪者身上偶然见到，唯有在无路可走时才能体味的人性，那就是他们的互相收留、互相引领和互相造就。”
         在《午夜之门》中，诗人写到巴勒斯坦当代最优秀的诗人达维什的一段话，“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我想这些话一定深深触动了诗人，因为这话放于任何一块土地，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方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北岛无法在自己的国家“背负这希望的包袱”，只能在漂泊行走中，不断审视自己和祖国的一切。
         可是，北岛觉得他的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诗人相信他写的：“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末尾表达了一种看法：“五四”一代从反叛中走出来……“五四”一代没有像“四五”一代那样品尝过精神的“呕吐”。“五四”一代经历的更多的是外在的灾难，“四五”一代经历的更多的是内在的灾难，对精神的颓唐深受领会。“四五”一代并不希求得到这种禀性，他们宁愿是领承的一代。只是，历史把精神“呕吐”强加给他们，迫使他们拒绝轻易的选择和盲目的相信，审慎对待新老传统提供给自己的价值尺规。
我总认为，如果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反叛的人们，那么那些时代里一定有很多真诚而勇敢的人们。“四五”一代，北岛差不多可以说是被视为最大的精神偶像之一。他们的厄运人生很失败，可是那代人鲜有失败的感觉，尽管精神颓败苍白，却是精神观念最坚定的一代，他们无须像当代的人们，“背靠精神虚无去拒斥或确信”他们所领会的精神理念。

三

         一个人，如果有碍于传统和权威的观瞻，那么这个人多少具备了被人谈论言传的品质，且不论是好是坏。北岛值得我们深谈和思考，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诗歌彰显了一个时代的氛围和精神自白，还在于他的散文廓示出一种现代游牧的觉知。
         萨义德说：“打动我的是我能真正选择支持的理念与观念，因为它们符合我所相信的价值与原则。”我不清楚这种理念与观念是否真实地存在，我只知道，真理不如公理，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没有的东西得追寻，有的东西得批判性对待。
         诗人在写到顾彬与刘小枫时，认为两人是殊途同归——“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的能力。”其实，北岛自己就是持有强大批判力，在面向整个掌理的大众社会，他不是一种邦葛洛斯式的理想主义说教，而是发自不受奖赏的良心直言。诗人不希望自己流落他乡后，单纯地接受异国的人生际遇。
北岛说，人们在现代化的暗夜中，忘记了光源。是啊，并非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拥有在暗夜中出生入死的勇气，拥有对光明的无限渴望。他行走的二十年中，仿佛一个世纪的独裁者一样，显得如此的孤独。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且不论这种运动出现的可能性，至少诗人还保持了一种在喧嚣年代里难得一见的姿态，这是从“伟大志向”时代中遗留下来的最大的精神粮食。
        我想，生命若真如辛格所言，是坟墓上的舞蹈，那么活着，想必是舞蹈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收缩与舒张，抖现着浑身的紧张。北岛虽然近年来已经少有诗作（想必写诗真的如他所言，非别的手艺，熟能生巧。诗，写了几十年，还是从零开始的感觉），但他自身依旧保持着矛盾，维系着令人着迷的张力，一如他的诗。毕竟，舒适的氛围和安然的生活节奏不是目前这个世界的真实表现（我认为每个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都是如此看待的），众生理所当然的感觉，在诗人眼中，不是生活真实的隐喻。
        “每个时代都梦想着接下来会出现的东西。”（米什莱语）我们不敢做梦太欢，因为离开这个世界，清醒的人总是避免不了痛苦，只希望接下来出现的东西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我几乎是哭着看完整部片子的。纪录片一向看得不多，选择观看此类型片子，大概就是选择试图去了解一种看似真实的生活。年纪更小的时候，估计是没耐性看的。只有年岁稍长，才会发现，也许纪录片向我们展示的世界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或者说，世界太大，我们所知太少。

只是，当我刚开始看这部电影时，根本未曾想过会引起自己这样大的反应。其实片子本身并不能说有多完美，但是真实的力量的确很强大。片子记录的是海豚在日本一个渔村被屠杀的事实。电影本身也就是围绕海豚的介绍，那些想拯救海豚的人们如何尽力保护它们而展开。听起来，平淡无奇，也许丝毫没法吸引你的眼球。现在这样的资讯时代，人人为生存而奋战，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而拼命向上爬。却往往没有去想过，在某些所得利益的背后，到底牺牲了什么？我们与自然怎么会变得势不两立？为什么成千上万的海豚要血染浅湾？

对于海豚这种生物，我的了解仅限于它们会在海豚馆或者海洋公园里进行各种表演。它们发出的声波能够安抚人心。它们是被人们喜爱，同时也乐于亲近人类的物种。却几乎不能相信，它们会被大量捕杀。它们因为对于声音的异常敏感，而在被囚禁时满负压力。它们会在压力不胜负荷时，选择自己停止呼吸，结束生命。而更让我难以想象的是，当无法成为表演海豚时，它们便被集体屠杀。这屠杀甚至被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一种文化炫耀。被屠杀后的海豚肉用于贩卖。你甚至能在当地的海洋馆买到它。当那些顾客吃着海豚肉，看着海豚看似微笑地卖力表演是一种什么心情？想到这里就让我不寒而栗。

 引起我们共鸣的大概就是对这样一种将自然活生生摧毁，反而引以为傲的心态的恐慌。虽然人类自诩为这片土地的主宰者，但是别忘了，我们也是一种动物。我们与其他生物共处，对于生命，我们应当心怀敬畏。即使我们日常所食皆是其他生物的身体，我们依然应该心怀感恩。感谢这些生命喂养了我们。如果不能做到这样，至少，不要滥杀无辜。

而现实却是，人，因为自己享有的暴力而变得肆无忌惮。某一部分人，对于自然，对于其他生命。基本是毫无感知的。就像毫无禁忌的孩童，看到池塘里的蝌蚪就想要去抓来玩耍，玩厌了便连同装水的杯子一起扔掉。毫不关心自己一手造成的死亡。这也是谋杀！孩童如此是因为懵懂无知，那么这些成年人又是因为什么？

 影片后半段，当我们看到那些为了拯救海豚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人们，终于冒着生命的风险拍下了屠杀海豚的画面时。你打算说什么呢？你将会被这赤裸裸的罪行而震惊得哑口无言；你将为他们是你的同类而感到羞耻；你将会因为难以置信而瞪大眼睛，却又在看到那红色的血水之时，痛苦得遮住双眼，不忍心再看下去！我在看到那片血海的刹那，终于忍不住呕吐起来。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那么多人决心站出来，捍卫这些动物生的权利，拥有自由的权利！因为我们想让它们知道，或者仅是想告诉自己，并不是所有的人类都是刽子手！如果，你也是个对万物仁慈的人，或者你仅仅想对这个世界多一点了解，想对生命充满更多的同情心，那么请你去看这部电影吧，它的名字叫做《海豚湾》。

说到男人的刚毅，布洛克似乎只有一次接近于掉眼泪，当他走进拳击委托管委会，那种对于渴望得到帮助和用软帽接收馈赠时复杂的表情，恰巧衬托这 一个男人刚毅坚强的一面。他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他有区别于常人的感召力，他真诚，平和，似乎还很睿智，这样一个男人最终成为普通民众心目中的Hero， 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中并不奇怪。尽管他的生活从一个巅峰走向另一个巅峰，似乎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日子，只不过任何时候的困难、酸甜苦辣并不曾将他击倒。不 是中国人在社会动荡时期面临无米无炊的境地，身处自由国度美国的底层民众同样面临生活的问题，只不过，在必需的时候可以申领社会救济。当办事员在疑惑中给 予布洛克有限的救济金时，那种对社会的感恩我们是可以从布洛克眼睛里读出来的，因此当迈克受伤时他并没有产生对哪个制度的仇恨与无奈。他退还的那一卷救济 金，不正是表明导演对这个自由国度的留恋？！于是我这样认为，对于社会的回馈以及从社会获得回馈是相互的，最终我们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坚守自己的信 念。男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哺育家庭、回报社会，而不是懦弱的认为被社会所抛弃。

布洛克与叱咤拳坛的贝尔有本质的区别，他始终保持一种低调的姿态，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一个美丽女士的丈夫，他有他的责任，这种责任从他取出 鞋油伪装自己断肢的那一刻起，始终贯穿整部影片。教堂前与迈克的冲突，完全体现出两类人对于贫穷截然不同的态度，无疑布洛克是保持乐观和开朗的心态，害怕 贫穷和憎恨贫穷对于个人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处，懦弱的人在牧师的祈祷下是进入不到天堂的，只会给生者带来无限的哀思。在与贝尔的对决中，布洛克差一点要放 弃，但那闪现的迈克妻子悲伤的墓地穿越正是给他以家庭责任的无限动能。

我们不能忽略乔伊这个看来似乎是吸血鬼的经纪，我很佩服他对于布洛克有前瞻性的眼光，也羡慕他们两个在平淡中建立起来的友情。乔伊几乎倾家荡 产的做法，通过两个女人的对话，突出显示家庭成员对于他们坚定信念的重要性。这虽然是一部暴力芭蕾穿刺其间的电影，但我不得不这样认为，这其实还是一部充 满爱的温情电影。

铁拳是一种信念，一种责任，有了这种信念和责任，男人无往而不胜。

20060223发于豆瓣http://www.douban.com/subject/1418519/

终于没有挪动身子地看完这部美国电影，《姐弟恋》。泽塔琼斯饰演年逾不惑的离婚妈妈，片中与二十多岁的男青年相恋，年龄着实有点悬殊的姐弟恋。之前看剧情介绍，原以为又是走俄狄浦斯路线，然而随着剧情深入，心绪完全跌入进去，现实与剧情纷迭交错，影片未过一半已惹出了大把心酸。

她从家庭主妇成功变身为职场女强人，她有了蓬勃的激情和野心，他却没有。或者是，他已深深爱上了她和她的孩子。所以他拒绝大公司的面试，一心一意做她家的全职保姆，读着童话书守候她归来，见她咽下第一口晚餐。所以分手的时候，她对他说：”you were such a good person ,real specially personal “。

“我知道你很好，我一直知道你很好。曾经的丈夫不要我工作，可是也让我丢掉了话语权。面对你，我的内心分外柔软，我身上满是以前从未发觉的光芒，我原来也能风华绝代，我什么都能。”

可是女主人公还是要说“you are so young”。她和他遇到了一道坎，她才猛然“醒”了过来。她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再与他要一个更小的孩子。他眼里满是悲伤，他只有一些松散又虚弱的辩解：”I konw how I feel about you”，”But I’m not a complete idiot “。你是否知道，无论怎样的女人，最需要都不会是青春气盛的少年郎，她们要的是可以遮风挡雨的臂弯，是心如大海的真汉子。

所以他们终于要分手，相爱与相处终究不能等同。她走在飘雪的大道上，百般滋味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她面对的是一个孩子，他还不够成熟，他喝半杯啤酒就醉，他的爱太多，她不能承受。她不让他见到眼泪，她只是说：

——you know what I’m gonna miss the most ?
——It’s you……

你知道我最怀念什么吗？是你。我他妈的还是最怀念你。

虽然结局还是美满的，却不是最重要了。只记得一幕镜头，40岁的泽塔琼斯与25岁的男主人公走在纽约大街上，那些该死的人生元素，比如他妈的年龄他妈的时光都簌簌飞走不见了，只剩他们。她的微醺的眼神，落入他年青闪烁的瞳孔里。她对他说，“我喜欢你当着众人奉承我，我爱你。”

亲爱的弟弟，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