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小路上的叶子
它也有舞动的心灵

缘由
风吹拂了它

（三）
清晨，行人稀疏
枝头的露滴像女性的眼睛

曦阳投射出
蠢蠢欲动的目光

（四）
云之落寞
水之流连

穿行于光阴恍惚
只有一片叶子

（五）
窗南 窗北
繁华隔断
浓郁的光阴
叶之落寞

沉重的心
在一张一翕中
若紫云英的馥香

事情是这样的，那也是个平常无奇的礼拜六，英齐拿着一根木棒头来我家。他一进门我就晓得是他了，因为那小子进门都习惯往我家褐红色的铁皮大门上敲得哐哐响。我跑到米缸旁边，拿起那条寂寞的柴棒头。它倚在米缸和门缝间空留出来的奇怪位置上，有时候一星期没摸它，我就得先扒掉它满身的蜘蛛网（那些黏糊糊的东西特烦人）。我二舅那些天正在我家做木匠，本想叫他给我做根结实的棒头，可老忘记。刚好英齐一来我就跑到作坊间，真是运气差直接撞在了我爸腰背上。“你柴棒头拿了又要做啥？”我侧过身去看二舅，爸故意挡了我一把，于是我只能听到二舅锯木头的声音，然后可以想象他脚下一堆碎木屑越来越多……“你好跟英齐玩去勒！”爸是巴不得我整天消失，我记得他那些年从未少给过我巴掌。

“叔叔好！叔叔好！”英齐站在我家明堂，回头看见一高一低的两个女孩子走了进来。我听着还以为是要饭的，等着回身要去关门愣住了，她们背后站着卖雪菜的囡，还有阿琪。我从来没见过这两个女的。

“我们是学校海老师派来的，要带他们去新碶参加活动。海老师说礼拜一要跟她下。”她们两个说话的时候只看着我爸。我怀疑她们是被我爸吃香烟的样子给迷住了。他一个劲地应着她们，然后眯起他原本就很小的眼睛（村里村外的人都知道他绰号叫“小眼睛”），香烟从他黑不溜秋的鼻孔里慢慢喷出来。我真希望这两个女的是两只虾米，被我爸这只老乌贼给喷黑了。她们本来就长得不好看，特别那个矮一点的女孩子，尖下巴，眉毛短短的。这期间我挪到英齐面前，拿起他手上的木棒头来瞧。

“呐，来拿去！”“给我？”“你跟两个姐姐好去新碶，柴棒头好去扔掉勒，回来爸爸叫你舅舅做根好的，快！”他总是让我觉得我照着他说的做，是理所当然的。“英齐，我下半天来你外婆家找你。”我想这样挺好的。刚才我看了下他的木棒头，我的比不过他，回来我能拿根好的可以打得舒服。当然还有个原因是我想跟阿琪和好。

我们走出村的时候，在孝思桥的桥头看见了海东，他见到那两个女孩就骂她们妖精，还狡笑着说她们会带出去把我们卖了。我是绝不信他的。他是个可怜的家伙，我一直这么觉得，特别是前阵子下雨天他被我堂哥骑在泥水滩里打了好几个巴掌。

我在邬隘买了团粢饭，冷掉的油条硬邦邦的，炸油条的老板满额头的汗，脸颊上堆着的让人不容拒绝的灿笑，他手心上四个硬币摊开还点了点数，笑嘻嘻地递给我，然后拉开油腻的抽屉里，轻轻松松地将我揉成一团的五块纸币撮平，放进了那只饭盒里。

“我们走勒。我先带他们几个小歪到徐洋，你和她们先过去吧。”那个高高的女孩指挥着矮小的。我们不知道怎么过去，都一副无所谓的懒散样。“坐八十二路车可以去的。”“你咋晓得？”“哼！我妈以前带我去过，去过好几回的，就坐八十二路。”阿琪每次都会在阿静面前倔得炫耀。我啃着粢饭团，不小心把尼龙袋吃了进去，就狠狠地吐了一地，“呸呸呸！”刚好，那个矮小的女孩回头看了看我，她以为我会有难为情的表情出现，或者低下头来继续啃。她早被我难看了。我最讨厌当班干部的人，尤其是女的。我感到无聊极了，半开着嘴巴傻傻地看了她一会儿。娘希撇！趣象一点都没！

我们在车站坐上进城的汽车，那是一种破旧的大巴。“782路”写在硬纸板上，搁在汽车头的左下角。那高大的姑娘一招手，司机瞅了瞅她，一个急刹车，开车师傅不偏不倚地把前门正对了我。门吱吱呜呜地叫了几声，觉得怪难为情的样子。我后面紧跟着阿琪，我侧过头去瞅了下。“快点。”他低声喃道，不大不小的单皮眼正盯着我。

我们在哪里下的车我忘了，下车的时候我发现只有一个矮小的姑娘带着我们。我不安地问了句，那个和你一起来的高高的人呢？马上来勒！你急什么！她不客气地回了我两句。我顿时觉得这个女的让人恶心。把我们骗到这里来干什么都不知道。恰好阿琪在我后面看见她对我说话的样子，也有点不高兴。因为阿琪此后一直跟着我，很少跟她们女孩子走到一起。

等我们和那位高大的姐姐会和时，已经快中午了。刚巧路过一家馄饨小吃店，我们窜进去掇了三五条凳子坐了下来。我向老板嚷嚷着要生煎吃，因为早上啃的那粢饭实在难吃，还问有没有米馒头。最后，每个人一碗小混沌，要算钱的时候，那矮小的女孩问大家手头上还有几块钱，我又习惯性地半张着嘴巴，只是这次朝阿琪看去。“我只有一块了。”我马上把手伸进在口袋里捏算起硬币，哼哼！还有两块五！最后那高大的姑娘要大家平摊下，多的给少的付一些。这时候，阿静问我还有多少铜钿的时候，我直接说了句，我只付自己的。可是最后不知道怎么的，我帮阿琪给付了，然后发现自己竟然只有五毛钱了。

吃完馄饨出来，在林荫道上走啊走，走过一座桥后是一个公园，几个女孩子拖着那个高大的姑娘要往里走。“她早上说是来做什么的？”阿琪凑过来问我，那肥肥的小食指一伸一缩的，指向那高大的姑娘的一撮马尾辫。

我听到阿琪问我了，但没睬他。“她一定是第一次来新碶！”瞪着卖雪菜的囡的背影。我发现了她一直走在大家的前面。当然，这中间最自然的发觉力是因为她让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了五毛钱。

在公园里，那两个女的像老师一样要我们四五个人各自表演一段才艺。阿静在唱《南泥湾》的时候，我一直笑着，还把手伸到阿琪的胳膊上，后来实在觉得好笑，特别是她重复开头“听我来唱一唱”那个调子。我笑的声音越来越大，等她停下来后，那女的就马上说，接下来只剩带鱼头了。我最后唱了首什么忘了，只记得除了我一个人站着的，其他都笑成一排，连阿琪都笑成了胖子。于是，我一下子就累了起来。我以为她们两个女的还要给我们打分，结果我还没休息好就说要再去其他地方走走。后来走了哪些地方我也忘了，只记得最后找到那个回大碶的公交车站时，我们都开心极了。这时候问题又来了，那个高大的姑娘问大家还有多少铜钿。我觉得不对劲了。果然，大家一凑数，那女的说只能三个人乘汽车回去。不知道是谁说的要坐那个矮个子女孩推的脚踏车，于是那个高个子的女孩说可以后面坐一个带一阵，然后我骑回来再来带，大家一直往前走就行。大家都觉得新鲜，可是后来的几年，我慢慢晓得这样的应用题是有多难做。

等我们这样拖泥带水地回到大碶车站后，问题又来了。走扎马村方向还是走徐洋村方向好呢。“她们不会还想去镇里逛吧？商铺都快要关门了。”阿琪有气无力地问我。“她们住扎马的。”阿静插了一句。原来这两个女的都住在扎马村。“她们不想把我们送回家。我们到家要被大人骂的。”我跟阿琪说。最后还是走了扎马方向。在拐来刮去的石子路上没有人说话。走过我们学校的路上，阿琪的外公骑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突然出现。“我外公！”“你外公不会骂我们吧？”那个矮个子女孩低声地问阿琪。阿琪没理她就跑了过去。“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啊？坐我外公的车子去好勒。”“你阿爹阿娘也在找你！马上好来勒！”那老头对我喊了句，“这算是做什么去呢！你外婆说你们几个人被人家卖掉了，急死人呐！”我看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吱呀吱呀地离开，我朝它走着，但很快它消失了，这比我想得要快得太多了。我忘了后面阿静是不是跟着，只想自己早点走到家，因为家那边紫葡萄色的黄昏出现了。还好，我走出扎马村后，在桔子田头边的路上，妈来了。她一直骂爸的不是，说爸还在徐洋车站等着，让他再去等着，我们直接回家了。

礼拜一的大清晨，不知道真的是不是巧合，我和阿琪同时穿过村的操场，在路边的河埠头碰见。他站在柳树下，回头看了看我。我不紧不慢地跑了两步，书包有节奏地垫着我屁股，我临近他时，喊了声“等下嘛！”，然后并排走着和他一起上学去。

乔治·桑说：“如果命定我为义务而生，上帝应除去我脑中对诗和艺术的热爱，以及向往自由的本能，以免使我尽义务如苦刑。如果我命定为艺术与自由而生，他应除去我心中的怜悯、友谊、关怀和不忍伤人之心，以免我总是因此而功败垂成，前途受阻。”但偶尔还是会有人掠过这种挣扎的缘分，变作勇敢的狮子，甩掉浑身黏糊糊的诗情画意，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我再也不敢不相信生命的分量是可以被掂量的，而那些被上帝掂量的玩意就是我们生命中实实在在的痛苦、快乐。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我无比坚定地确信，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会长伴我的一生。

二十多岁之后，如果还有儿时的玩伴会在你生命中不期然地出现，那就不管曾经是不是多么要好，都会奇怪到拍肩微笑甚至拥抱，这毕竟是值得感激和谢恩的，而我大学临近毕业的某天在表哥婚礼上见到阿琪时，说了句“肏你妈的，是你啊！”。后来一次下班路过阿琪开的礼品店，进去和他寒暄了几句。顺其自然地聊起了小时候在孝思桥的事情——作为唯一的共同话题，在我们村拆迁后的为数不多的见面中都要被翻炒出来。除了开心地扯喂呆子吃草的坏事，还会说一两件彼此毕生难忘的小事。

比如很小时候看到五步蛇的事儿。那是在村里的一条沟渠边上的田埂上，我们从阿飞外婆家的院子里出来抄近路跑向村里的操场。西面一望无垠的水稻田上站满了新鲜的草垛，变作我眼中金黄的突兀的馒头。“饿了。去拗两根甘蔗来。”我说。他拉了我一把，我也不知道怎的就站住了，回头看他那大大的头——他头居然半回着侧背着我，头发上还粘了不少细碎的泥巴，我一看就晓得是他刚才打弹子进洞后，一直恨恨地挠头抹上去的。他一只手朝后面伸着，奇怪的是那手像被电到了一样，整个身子也僵硬在我眼前。我眼睛一歪，拍了他一脑勺说：“我给你掸掸头，有脏东西。”“别动别动！”我弯过身去看他的脸，但却先看见了他背后那只手伸出去方向的——一条蛇。红色的。有黑条纹。蛇的头朝着我们。它盘在没有多少水的泥沟里。“五步蛇啊！”我叫了一声。“这下惨了，我们不能动了。”

“娘西撇！”他欲哭无泪地骂了句，“这边人也没，早晓得走大路了。”

“拿波！你拉我的！”我身体上流过一种骂不出来的劲，然后它消失不见。因为没有非常害怕，我小心得背对阿琪，然后扒开脚挪出一大步，因为不是很稳差点整个人朝沟里去了。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是轻松的，我也没想晚点回不了家吃不到饭，被村里人抱着摊到我妈面前说，太皮了运道坏，死在了沟里。

我想当时我们脑子里只有一种现实：我们都看见这个要命的东西了。我们不能动，千万不能走掉，不出五步就会死掉。这就是人家每天在说的五步蛇！“呃，我发觉嘴巴变得石苦烂苦。”

我一说完，就后悔了。因为看到大阿山手拿着两根电线棒，背着麻鱼器朝这儿走来。“阿山阿山！这有五步蛇，快来麻快来麻快来麻……”他真的急得要死了。我至今还记得阿山走几步朝沟里放下电线棒，一边麻一边看我们。等他不远不近地看见这条五步蛇的时候，他箭似地射到我们眼前，把一手的电线棒搁在胳膊下，虎口扣着下巴，粗大的关节来回不停地磨着他的络腮。

“你们俩立得贼牢贼牢算做啥？”

“五步蛇啊！”

“抓来了。”

“阿拉可以去了？”

“去好了嘛。还立了贼牢做什么？”他最后几个字说得很撇脚，因为用的是普通话。

于是，阿琪和我从成长的漆黑墨烂的噩梦中飞奔了出来。好像阿琪丢下一句“我今天真倒霉”就跑回家了。那天站在田埂上，我们被时间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后站住了，这中间满满的虚浮、无知、有所畏惧和肃然起敬，然后整个儿变成一件被时间劫持的令人刻骨铭心的小事。

自己的记忆总还算有些琐细可以确定童年的啼笑皆非。表哥去年结婚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儿时的伙伴。虽然只来了两个，但也了却不少回忆。在那些年的“草莽”中，他们两个都算不得我的“知交”，对我这个全村皮得狗一样的野孩子来说，他太乖巧，她不活泼，还好有件损事我跟他都记着聊到了。那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在老家操场上，我一个人在炎热的夏天，拿着一个小半导体晃荡来晃荡去。我的食指捆着半导体上的小皮带使劲地转着圈，就这样在弄堂和各种泥路、石板路上穿来穿去，绕着村子兜了三四圈。半导体放着我最会哼的《小芳》，还会不时地发出滋滋滋的响声，我终于还是无聊地瞄上了操场旁边一户人家的大儿子。
那家伙从小是个呆子，我们背地里都喊他做脑拷椰，听说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刚好，阿琪出门和我碰上，两人都无处消遣，闷得憋屈，都不由自主地朝坐在石磨边上的呆子看。“这打年糕的东西也好被你坐啊！”阿琪喝了下他。呆子坐在这发烫的石头上似乎很舒服。我不由自主地摸摸了屁股，然后拎了几下原本就瘦瘦的短裤。呆子抬头看看阿琪，舒展起来的浓眉像操场边不远处一条河的水波，那水波撞击到河埠头上，抖得欢快极了。呆子逢人就笑，嘴巴咧开上下两排发育不全的牙齿，和他头上粉刷过的墙一般白，只是没那么完整。
我蹲着，像山上拔管葱一样全然不看半眼，着地随手抓来一把草递到阿琪面前，谁知他手里竟捏了一把沙。等我发现呆子盯着我手上浓郁的一把绿时，阿琪已经把我手上的几棵草放在了呆子的面前，抿着嘴说：“这葱味道喷香喷香，你吃吃看那。”我瘦瘦的脸笑得有点抽筋。呆子这回竟然笑得合不上眼了，那睫毛长长的，登在圆鼓鼓的脸，杨梅头的寸发露着左右两只小耳朵，跟耷拉下来的眼角，真是个呆子。
最后，我跟阿琪喂了他几口，感觉自个儿先无聊饱了，于是坐到红砖下挡住烈日光芒的草地上，靠着砖头叠起来的一排厚厚的墙。汗水映了出来，我们抖了抖身上白色的小背心，用手背来回抹了几下额头和脖子，不小心发现搓过草的指尖上留着饱满的绿叶素，等会儿，又有后背上很多再也掸不掉的红泥灰。
拐进钱塘江路，不想已经有半年没骑过这儿了。最近的一次竟然是已经隔了近半年。那是爷爷走的某天，我刚从单位寝室出来，吃完早饭后马上接到了爸爸的电话，我的心也顿生绞痛，只是马上骑车赶回爷爷家。329国道的老树们，任凭我怎么骑，都呼不出这万枝齐喑的悲凉。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连难过也是如此地不痛快。
后来，爸说爷爷福气真好，走的那三天都是艳阳高照。等过年的时候，爸又说起那位孤独的农夫，也罕有地扯起他十几岁时的想法。他看着当时村里很多四五十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发现到2010年自己也差不多了。从那十几岁开始，他人生想得很明白了，发誓要及时行乐。冬天还没结束的时候，我又念起了儿时的困惑。如果我死掉了会怎么样？那我周围的一切岂不是都会没有了，但这一切该怎么办？如果我去了另一个世界，不管那世界多么好或多么坏，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我应该都只会想念一切的吧？难道要我到另一个世界也活那么久，死掉后再回来？那这一切等得到我吗？如果我也眷恋起那个世界的一切，那是否和这个世界的一切同样美好，时不时地令我悲伤、想望？

大圆桌上，我没能听到什么特别的故事。一位年纪稍小的伯伯给那桌端菜，他们吃得慢，也吃得少，埋怨上菜太快，桌子放不下。最后，一个和那桌老人们年纪差不多的舵轮终于疲惫不堪，笨重得难以操转。他们也只就近拣拣菜，偶有几个会特意过来倒杯酒说说开心的好话。他们用筷子勉强地夹了块软软的蛋糕，然后放到碗里，用调羹把上面的奶油给刷下来，就像他们把自己种上来的毛豆荚放到石板凳上，搓掉那上面让人不舒服的细毛儿。吃完几口，他们就起身掸掸身走了。有几个婆婆还会捏捏身上的长袖碎花衣，一起去旁边的老年会大厅堂里搓麻将。

有时候，最亲的人也不能让人感觉时刻自在安心。我担心老人家饭毕，又得说起她各种过往的辛酸事，于是早早和表哥去了小育王。临走上厕所，在穿往客厅的走廊道边，我听见噼啪的拉屎声响，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孩吃坏了肚子，还有里面不间断传来的用劲的吃力声。一群孩子磨着拖鞋，抿着坏笑跑过我身边。这走廊是我熟悉的，也是让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走廊。它连着东边的房子，侧着身隔开了明堂，上面是弯曲的步梯，步梯的转折处开有一扇门，那是走向阳台的，但阳台和走廊一点都没连着……而两者间，那明堂上的葡萄藤架织出一张绿色的网。

2008年

外婆八十大寿的时候，我在谭木匠给她老人家买了把牛角梳，本想让母亲给外婆梳理下。我也好拍个照，给这两个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留个影，但终究还是没有掏出藏在包里的相机，碍于这样的闹场和陌生的父辈们。好在爷爷走前，我拿得出少点遗憾的惦念。人最怕的无非是亲人好友的离去，让老了以后的泪水去追索我们感情的债。于是，我随时接待等候中的暴风雨，不管是来自过去，还是未来。我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来不及的哲学。

这次哥俩进岙，虽然也顺道，终究还是没去外婆家。我想老人家在母亲家住了近半年，不能想像那院子现在的模样，这阵子该是荒草遍园了，也就柿子树和枇杷树依旧站在一口井的两旁。一个“变”字，能让无数人酷爱怀旧。外婆家在我上大学时，父亲帮忙翻新了下。后屋现在当杂房间用，前屋用一堵墙简单利落地隔出吃的一间和睡的一间。我睡过的床现在都躺在杂物间，其中一张是宁式床，上有精致的雕花，至于有没有上过红漆，我却不知道了。我儿时不知道这床的厉害处，以后会《金瓶梅》和《闲情偶寄》中不小心读到。儿时外婆家过夜，最恨的就是蚊子，尤其是刚出梅不久，石板还潮湿，蚊子像饿了一甲子，整间屋子都是“嗡嗡嗡”的响声。外婆挂下蚊帐后得开灯拍死它们。我是不喜欢吊着蚊帐的床，因为打一晚上的蚊子后，白色的蚊帐上会多出无数个小红点，偶有不少黑色的蚊尸黏在上面。所以，我宁可睡对面的没有蚊帐的柜床，但柜床高而热，必须吹个电风扇。外婆用童车牌火柴轻轻一划，点一盘李字牌蚊香。黑不溜秋的空气里，我忍住这说不来的味道。电风扇摇到身上的时候，它们就飘忽起来，浓淡不定。等我翌晨醒来，从黏糊糊的背翻过身，还能看到床边下留着一段段蚊香灰。

我转头看看车外的游客，偶尔见得两三和尚，他们像我小时候电视上看过的港台明星们，甩着牛仔衣一样背着个香袋，不紧不慢地朝小门走去，那仪态没半点世俗的可爱。育王岭这堵土黄的寺壁又褪色不少，却将这漫天的寂寞收敛起来，胜似小年的冷艺术，这是如此粹然的况味。
马上，我就能看到西边一座热电厂和东边的一座蛤蟆山。热电厂边的富春江路不再像我以前感觉的那么宽大。那儿，曾经无数的村子被拆迁。十年前，有个村民从镇里的亲戚家回来，晚饭后在我老家门口给我爸示意丈量。他原本说话口吃，性子急却吐不快，那天更是让人听得辛苦。我看着他瞪大那双圆鼓鼓的眼睛，一只手指着脚下才修了没几年的水泥路，另一只飞去了正南方的老远处，然后连带着激动的唾沫喷向我爸，“对，到你阿爹的……阿爹的葡萄地为止！”那时候的村人谁都不敢想象这世界上居然有近百米宽的大路，那能并排骑上多少辆自行车啊。如今，逢年过节老家村里的几个人还会一起搓麻将斗地主，每回总能见到一副副越来越富有经验的微笑，那微笑的后面常常停着一辆吉利或是大众小轿车。
蛤蟆山像农妇肩扛着两根长长的毛竹。之所以这样说，纯粹是因为我儿时经验的臆想。在未上学前，爸妈骑车带我去看外婆，可惜外婆没在家，然后我们就打算回去。从蛤蟆山经过，发现河的对岸，有人戴着草帽，鞠着半身子，拿着镰刀在割草。那样子亲切极了。我正要喊，蛤蟆山却轰的一声，接着咕咚咕咚……咕咚咕咚……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伸出手指数起来。眼睛从左边跟到右边，那些方方长长的箱子越数越多，然后左边的全跑去右边了，也是那个时候，我幼稚地发现左眼看不到右眼，右眼也一样看不到左眼。我猜外婆是听到火车经过抬起头才发现她的三个亲人站在河对岸的，这让后来的人在许多年里一直都沉浸在这样的一幅画面中，小小的幸福却难以言表。这在某种程度上膨胀了我的想象力，以致于后来暗恋一位中学姑娘好几年却让大学的我有点内疚和羞愧。
那些年我从不拿外婆当老人家，因为我一直记得外婆扛着一根毛竹从溪东村走到我家。我听见敲在我家铁皮门上砰砰声，然后跑到阳台上，踮着脚，把头慢慢伸出去看。外婆也看见了我，喊了几下我的名字。我却没跑下去开门，好奇地问她为什么背着那么大的一根毛竹，她说给你们家做晾杆。那个居高临下又笨得可以的小王子又问她是外婆从家里背到这来的。她说是的，不然哪里去捡。她没像我跑了一百米后的样子，气喘得用双手撑着双膝，也一点都不着急，然后我看看阳台不远处山边的毛竹林，搔着头皮跑下楼去。
等329国道两旁水杉的枯黄叶子掉下来，被牛毛般的雨丝吸在了车窗外的玻璃上时，我起身挤往后门。我使劲地按了两下公交门铃，跳下车担紧背包。一阵阵的寒意袭来，拐过村口的照相馆，我几乎半跑着冲进家门，那高高的车棚遮蔽下更浓重的阴暗。有人拉开玻璃门，我脱掉鞋子放下包，和他们聊了起来。

我的女友说，春节长假她没地方可去，窝在家里看了8部电影。看她的电影单子，都是标准文艺女青年才会看的。
年后聚会，大家兴致勃勃地交流各自的过年节目。有人追着女友问她的过年电影单子，然后讨论起各自喜欢的电影。我在一旁插不上嘴。他们说的，我都没有看过，也常常没有一个人看完的耐性。我感觉到一种差距，和真正文艺青年的差距。
过年前，我和另一女友聊天，一时兴起说，“我觉得自己越活越像个文艺女青年”。结果，那一天我颜面无存，这一说法遭致对方的强力批判。我记得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你看，你的穿衣打扮很普通，甚至可以说土，哪里像文艺女青年标新立异的样子？再说，文艺青年们都是经常天南海北地游历、不愁生活的人，你说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吗？”
她苦口婆心，就想让我面对自己是个混在人堆里也会湮没的普通人的事实。我很不服气，争辩说“我爱户外旅游”“我爱看话剧”“我经常去泡咖啡馆”……女友依旧犀利地说，“这些有什么特别，大家都在做。”一句话让我闭了嘴。我觉察到，她将“文艺青年”归类为一种有别于正常普通人群的人种。
真的是这样吗？
年后的聚会，让我看到了我为什么不是文艺青年。我充其量是个文艺爱好青年。我那几个文艺青年朋友，其实长得也很普通，穿得也很低调；他们从事的工作也都是社会上很正常的职业，比如公务员，比如教师；他们唯一与我们“普通人”不同的是，或许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偏于文艺吧。
间或聚会看文艺电影，更不用说了，这是文艺青年必不可少的一个标签；上海著名的双年展，也曾是他们的心头好，只不过随着年纪、见识的增长，他们在渐渐抛弃它；他们甚至不会像你我一样，花几百块钱跑去上海大剧院看一出赖声川的话剧，他们收看文艺电影和文艺话剧的途径，除了买影碟，就是网络。
哦。对了，他们会把自己对于事物、对于岁月的感悟写下来，间或他们还要命题作文一下，讨论一些近期各自关注的生活问题；他们有的结婚了，有的还主动剩着，和你我一样，他们选择婚恋的理由和对象，都非常合乎社会的正常审美规则。
只不过，一旦某个文艺青年决定自己要作为一枚“剩男剩女”来等待自己的缘分，那她（她）会比一般人坚决以及坚定。他们比你我更明白自己的需求，哦，不，你我也明白自己的需求，只不过，他们比我们更执着于自己的选择，将就庸常不是他们的菜。
我只想做这样的“文艺青年”。“文艺青年”不是一个别致的标签，我想让它装点我的生活，让我从此与众不同；我深深明白，我是一个极普通的人，但这不妨碍我每个月积攒一些钱，然后拿去买一张话剧票，去感悟戏里戏外的人生经验；也不妨碍我固定去一家咖啡馆，一个人，一杯茶，一个下午，我在那里寻找到“一间自己的房间”；也不妨碍我继续去户外旅行，见不同的风景，经历不同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学会和自然和人群和谐相处。
我很想对我的犀利女友说，那是我将走向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我很高兴，我是文艺爱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