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瓦尔特·本杰明

一

北岛肯定不止一次地想起本雅明的话：“旧地图——在爱情中，大多数人寻找一个永久的家园。但还有少数人则寻找永远的漂泊。后一种人属于忧郁者类型。”一九九一年，诗人在巴黎回答一位主持人喜不喜欢巴黎的问题时说，他喜欢漂泊，并不太在意途径的地方。读诗人的散文集《午夜之门》、《青灯》、《蓝房子》，欣喜于他的生存态度和反抗绝望的姿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北岛漂泊至海外；二十年后，北岛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不久便定居香港。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
         最近二三十年来，很多人视北岛为斗士、真的猛士。我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他和古今中外的诗人、艺术家无异，并非斗士，有的只是三寸不烂之舌和一支金不换，只是有太多的猛士，无论真伪，都争相拿他做榜样。当年有种叫“我不相信”的坚定声音，回答了一整代人乌托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被虚晃一枪，还没应声，就已经倒地了。难得有几个张皇失措下，左顾右盼，且行且吟，最终还是悻悻而退。自由之士带着自由之诗，远走他乡，诗人自言从西柏林踏上了不归路。
         这是一种必然，充满了象征性，似乎是取经一样带着使命。谁叫北岛扣下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刻下了高尚者的墓志铭。他既然喊出了“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就意味着得撼动那些被人们弃置不理的议题，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这是一种担当，是一种包袱，也是一种荣誉。北岛无法再延续着他那一个人的“日子”。他让不少人醒过来，但他们认知中饱含恐惧，于是问题出来了：让局促不安的人们怎样得到平稳的呼吸。时代的精神痼疾被揭开，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被恢复的，更难的是要重构一种文化形式和适合这种文化形式的体系。
         当然，这不是北岛一个人的职责，也不仅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他们不能再像普通文学青年一样，“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在欧洲的某个街头，北岛独自漫步，“看纪念教堂广场那些街头艺人的表演”，自述道：“我其实也是个街头艺人，区别在于他们卖的是技艺，我卖的是乡愁，而这个世界上乡愁是一文不值的。”他在最近几年出版的散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这种典型现象。
         北岛的出走给他自己下了无与伦比的脚注。他是个标准的国际主义漂泊者，他比谁都清楚，“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为了财富”。

二

         北岛的散文写到的人物除了一大批著名诗人、作家、学者外，还有很多国外异乡人。在这些众人身上（其实也包括那些笔及的名人，因为北岛认为他们都是处在国家之间、主流之外的边缘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拥有了特权，拥有了更好的文化批评的视野），很明显地，北岛在自觉地寻找自我，通过与他们的相识、相知、相随、相处。“一种只有在‘瞎子’、边缘人和流浪者身上偶然见到，唯有在无路可走时才能体味的人性，那就是他们的互相收留、互相引领和互相造就。”
         在《午夜之门》中，诗人写到巴勒斯坦当代最优秀的诗人达维什的一段话，“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我想这些话一定深深触动了诗人，因为这话放于任何一块土地，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方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北岛无法在自己的国家“背负这希望的包袱”，只能在漂泊行走中，不断审视自己和祖国的一切。
         可是，北岛觉得他的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诗人相信他写的：“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末尾表达了一种看法：“五四”一代从反叛中走出来……“五四”一代没有像“四五”一代那样品尝过精神的“呕吐”。“五四”一代经历的更多的是外在的灾难，“四五”一代经历的更多的是内在的灾难，对精神的颓唐深受领会。“四五”一代并不希求得到这种禀性，他们宁愿是领承的一代。只是，历史把精神“呕吐”强加给他们，迫使他们拒绝轻易的选择和盲目的相信，审慎对待新老传统提供给自己的价值尺规。
我总认为，如果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反叛的人们，那么那些时代里一定有很多真诚而勇敢的人们。“四五”一代，北岛差不多可以说是被视为最大的精神偶像之一。他们的厄运人生很失败，可是那代人鲜有失败的感觉，尽管精神颓败苍白，却是精神观念最坚定的一代，他们无须像当代的人们，“背靠精神虚无去拒斥或确信”他们所领会的精神理念。

三

         一个人，如果有碍于传统和权威的观瞻，那么这个人多少具备了被人谈论言传的品质，且不论是好是坏。北岛值得我们深谈和思考，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诗歌彰显了一个时代的氛围和精神自白，还在于他的散文廓示出一种现代游牧的觉知。
         萨义德说：“打动我的是我能真正选择支持的理念与观念，因为它们符合我所相信的价值与原则。”我不清楚这种理念与观念是否真实地存在，我只知道，真理不如公理，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没有的东西得追寻，有的东西得批判性对待。
         诗人在写到顾彬与刘小枫时，认为两人是殊途同归——“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的能力。”其实，北岛自己就是持有强大批判力，在面向整个掌理的大众社会，他不是一种邦葛洛斯式的理想主义说教，而是发自不受奖赏的良心直言。诗人不希望自己流落他乡后，单纯地接受异国的人生际遇。
北岛说，人们在现代化的暗夜中，忘记了光源。是啊，并非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拥有在暗夜中出生入死的勇气，拥有对光明的无限渴望。他行走的二十年中，仿佛一个世纪的独裁者一样，显得如此的孤独。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且不论这种运动出现的可能性，至少诗人还保持了一种在喧嚣年代里难得一见的姿态，这是从“伟大志向”时代中遗留下来的最大的精神粮食。
        我想，生命若真如辛格所言，是坟墓上的舞蹈，那么活着，想必是舞蹈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收缩与舒张，抖现着浑身的紧张。北岛虽然近年来已经少有诗作（想必写诗真的如他所言，非别的手艺，熟能生巧。诗，写了几十年，还是从零开始的感觉），但他自身依旧保持着矛盾，维系着令人着迷的张力，一如他的诗。毕竟，舒适的氛围和安然的生活节奏不是目前这个世界的真实表现（我认为每个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都是如此看待的），众生理所当然的感觉，在诗人眼中，不是生活真实的隐喻。
        “每个时代都梦想着接下来会出现的东西。”（米什莱语）我们不敢做梦太欢，因为离开这个世界，清醒的人总是避免不了痛苦，只希望接下来出现的东西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